2019年1月8日晚上,友人延淼君再次传来微信和照片——北大街改造工地又挖出一套古碑,并已送往文庙与先前出土的古碑会合。这似一对双胞胎接踵而来、先后出世的古碑,着实让笔者有点兴奋。
次日清晨,遂放弃饭前的晨练,匆匆赶到文庙放置古碑的现场。只见第二次出土的古碑较之前的那方宽大,而一同出土的碑座却明显窄小。估计该碑座是与第一次出土的“彭公碑”匹配。用手指粗略一拃,果然,第二次出土的碑座应与第一次出土的碑座互换后,二者恰好相配。看得出,第二次出土的与“彭公碑”匹配的碑座雕刻有精美的花纹。而另一宽大的碑座则是粗陋并无修饰。由此可见,两方古碑是在同一处出土,故碑座竟能相互交叉挖起。
回过身来,细观碑文。无奈碑身被粘土裹着,一时没有清洗工具。情切中,只得用木片刮拭碑首部分,试图先睹碑额大字标题,期望知道一个大略。幸好碑额文字笔划刻得深,稍加刮拭,便隐约可见字体模样。可是,又一个难题出来——碑额标题文字并非规整的楷书,而是难辨的篆体字。经反复端详,颇费思量,半猜半辨,只能看出碑额顶端横式左书二字为“皇明”,即明朝人对自己国家的尊称;第二行同样横式左书七个字,则猜测无门,难以辨认。但至少已知此碑乃明代的古碑,也算不枉此行。
是日上午上班时辰,应博物馆同志之邀,再往现场共同对古碑进行研讨。
经彻底清洗,碑身清爽。碑体材料同样为花岗岩石;圆形碑首高37.5厘米;碑宽完整,宽度为113厘米;碑身下端横向断裂,残长165厘米;碑厚为16厘米;边框花纹宽4.5厘米。
碑额标题更为清晰,但因对篆体字功底浅,也只能看出第二行七个字的最后一个“碑”字。再看古碑正文,虽然依稀可见密密麻麻的小体楷书,然辨读却很困难。
后经粉末显示法处理,整篇碑文轮廓显现出来。虽然只能断断续续辨别出一些碑文的字与词,无法知道表述的是什么主题和内容。但约略可知有31行竖式文字,仅残存碑高部分就有30多个字位,估算通篇碑文应有一千多字,是一篇有相当篇幅的文章。
但最有价值的是,其一,小楷碑文之首有“闽清邑侯”和“冼公”字样。其二,碑文落款时间可见“万历八年季冬吉旦”。其三,落款名单有各色闽清旅外官员如举人、同知、参政、佥事、教授、监署、监生、巡检、省察等10多人,耆民20多人,生员约50名。
至此,基本可以认定古碑的立碑时间为明代万历八年(公元1580年),距今439年;碑文记述的应该也是其时冼姓闽清好知县的事迹。难点依然还是碑首大字标题的几个篆体字。
当然,查找、印证冼姓知县的名讳和事迹是第一要务。还是从查阅乾隆本和民国版《闽清县志》之“职官”部分入手。经查,明代知县篇中,“冼效,万历间任,南海人。”赫然排在万历13位知县之首任。径直转向再查“循吏传”。果然有如此记载:“洗效,南海人,万历间任。好与施,周贫士,不足则继以官帑。会核失额,罢归,橐余七金。”(其中“洗”应是“冼”的错别字)。
原来,冼公是一位菩萨心肠、慧眼识珠、倾力资助贫穷书生,甚至不惜动用国库资金支持贫困书生的好父母官。最终竟因此国库亏空而解职归里,自己也几乎囊空如洗。所以引起七八十位闽清旅外官吏精英和县内年高有德乡贤以及秀才读书郎的关注,感激涕零为之树碑立传。
随后,转而探讨碑首篆文。在篆刻师陈友忠先生的支持帮助下,查阅了如砖头之厚的篆刻大字典,终于破解了碑首篆文为“皇明 父母冼效去思碑”。至此,将冼公称之为“父母”,应该是水到渠成、顺理成章的事了。
当然,从洋洋洒洒千余言的碑文来看,冼知县的事迹应该不仅仅是这些,有待继续深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