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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认北宋闽清人陈旸《乐书》二百卷是一部内容浩瀚的鸿编巨著，并且图文并茂，当代许多专家学者给予很高的评价。中国音乐史学会副会长、山东师范大学教授刘再生著《中国古代音乐史简述》称陈旸《乐书》“是我国古代第一部音乐百科全书式的著作。”著名文物专家、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员、中央文史馆馆员王世襄在《中国大百科全书·音乐舞蹈卷》说：“《乐书》是中国现有历史上较早出现的一部音乐的百科著作。”指出“这部书具有重要的音乐史学价值。” 2008年3月国务院文化和旅游部将陈旸《乐书》确定为第一批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古籍。陈旸《乐书》当之无愧为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瑰宝。
陈旸著述《乐书》的直接起因是受兄长陈祥道的嘱托。陈祥道，宋英宗太平四年（1024年）进士，官至秘书省正字、太常博士。陈祥道曾任太学博士讲授五经，于宋哲宗元祐四年（1089年）完成《礼书》初稿一百卷，第二年又补充修订成一百五十卷。为此，宋哲宗皇帝嘉奖陈祥道，并下旨交太常寺讨论《礼书》。陈祥道既高兴又担忧。他深知礼乐制度对治理国家的重要意义，礼和乐二者不可偏废。可是编撰《礼书》耗尽了他的精力，身体状况不好，无法继续《乐书》的编著，为此深感遗憾而担忧，于是便将完成编著《乐书》的任务托付给弟弟陈旸，嘱托他一定要努力完成。
陈旸接受了兄长的嘱托，就注意收集资料。但那时摆在他面前的更重要的任务是要参加科举考试，只有中试后才有更好的条件完成先兄的嘱托。由此可以推想那时的他，没有太多的时间和精力顾及《乐书》编撰。而在绍圣元年（1094年）27岁的陈旸中试后即到地方任职，担任顺昌军（今安徽阜阳）节度使推官，虽然时间和精力多了，可资料却有限。陈旸《乐书·序》中交代了《乐书》编撰的大体经过：“先帝擢寘上庠，陛下升之文馆，积于兹，著成《乐书》二百卷。”陈旸所说的“先帝”指前朝皇帝宋哲宗，“上庠”指太学，是传授儒家经典的最高学府，宋哲宗任命他为太学博士，“陛下”指当朝皇帝宋徽宗。“文馆”在北宋时期指“三馆秘阁”，是宫中藏书、编书、校书之所，四年后，宋徽宗任命他为秘书省正字。这告诉我们，他在顺昌军任职两年后应诏进京城，他才有条件利用工作之便不断收集资料，努力完成了《乐书》修撰任务。陈旸在这里指明是两朝皇帝为自己编撰《乐书》创造了客观条件。
南宋著名诗人杨万里《三山陈先生〈乐书〉序》中认为《乐书》内容浩博，使用的资料涵盖面广泛，说： “盖远自唐虞三代，近逮汉唐本朝；上自六经，下逮子史百氏；内自王制，外逮戎索；网罗放矢，贯综烦悉；放郑而壹之雅，引今而复之古。”清代《四库全书》总编撰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评价该书“引据浩博，辩论亦精审”。《乐书》内容如此丰富，资料涵盖面如此广博，可见陈旸为完成兄长的嘱托，倾注了大量的精力和心血，历尽艰辛，披沙拣金，最终得以完成这部巨著。对于自己的付出，陈旸在《进〈乐书〉表》中则概括地说：“闭孙敬之户余四十年，广姬公之书成二百卷。人多嗤为传癖，世或指为经痴。”这短短的两句，写尽他为编撰《乐书》所付出的艰辛劳动。
前一句中用了 “孙敬闭户”和“姬公之文”两个典故。汉语成语“悬梁刺股”中是指头悬梁锥刺股拼命学习的两位读书人，其中“悬梁”就是指孙敬，“刺股”则指战国时期的纵横家苏秦。孙敬是东汉时期著名政治家。他在年少时十分好学，视书如命，晚上看书学习常常通宵达旦。他读书到深夜，累了打起瞌睡来，醒后，就懊悔不已。于是他找来一根绳子，绳子的一头拴在房梁上，下边这头就跟自己的头发拴在一起。这样，每当他累了困了想打瞌睡时，只要头一低，绳子就会猛地拽一下他的头发，一疼就会惊醒而赶走睡意继续读书。他晚上读书时，都用这种办法发奋苦读。为了专心致志地读书，孙敬还特意选择了一个安静的房间，把自己关在里面，排除外界的干扰，夜以继日潜心研究经典著作，邻里称其为“闭户先生”。陈旸用“闭孙敬之户”这个典故，表明自己为著述而专心致志的程度。
而句中的“姬公”则是指西周时期的周公姬旦，他是周文王姬昌的第四子，周武王姬发的弟弟，因其封地在周，后人多称其周公。周公是西周时期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教育家，辅佐周武王东伐纣王，为周朝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约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推翻暴君纣王，建立了西周王朝。两年后，周武王因病去世，由周武王的长子诵继承王位，称周成王。那时，西周刚建立不久，政权不稳定，加上周成王年幼，便由周公辅佐朝政。周公倾心尽力，为朝廷的稳固而建立起了一系列制度，其中最重要的就有礼乐制度。周公的政治思想在《尚书》中有较多记载。后人公认，周公是我国上古时期思想文化的化身，被历代统治者和学者视为儒家学说的奠基人，被为尊圣人，称之为“元圣”。 后人则称儒家学说的创建人孔子为“至圣”。在唐宋之前，学者多称儒家学派为“周孔之教”，将周公与孔子并称。周公属姬姓，故又称其姬公。“姬公之书”在这里泛指宋代以前的古代文化。陈旸在句中表明自己广泛搜集古圣先贤有关礼乐的著述，编撰成《乐书》二百卷。
后一句“人多嗤为传癖，世或指为经痴”， 陈旸在这里借用世人对他的评说道出自己当时的写作状态：对古圣先贤的典籍钻研已到入迷入痴的境地。此句虽为戏谑之言，但十分形象地概括了陈旸日夜潜心读书，广泛搜集整理古圣先贤的典籍，遭世人嘲笑为“传癖”，被世人指称为“经痴”。陈旸可谓呕心沥血、备尝艰辛地完成了这部鸿编巨著！
这段话中“闭孙敬之户余四十年”，从字面意思来看，陈旸是说自己为编著《乐书》而闭门潜心研究花费了四十年时间。而仔细琢磨，此处说“四十年”应有误。陈旸出生于北宋熙宁元年（1068年），在宋哲宗绍圣元年（1094年）27岁时以制科中试，开始了官场生涯。他在宋哲宗元符三年（1100年）冬完成《乐书》初稿，在宋徽宗崇宁二年（1103年）九月修订成200卷，这时也不过35岁，何来编撰“四十年”之说？不少学者对此提出质疑，认为是“虚夸之辞”。要知道，这是给皇帝的奏章，陈旸岂敢如此“虚夸”，那可是欺君之罪啊，要杀头的！从《乐书》成书时间推算来看，笔者认为极可能是后人抄录或刊刻时的笔误。从时间上来看，陈祥道将编撰《乐书》的任务托付给陈旸应在宋哲宗元祐四年修订成一百五十卷，陈旸于崇宁二年（1103年）九月修订成二百卷，从陈旸受兄长之托到《乐书》成书，前后约十四年。所以说 “四十年”极有可能是“十四年”的笔误。
宋哲宗元符三年（1100年）冬，陈旸完成《乐书》的初稿连同目录共二百二十卷，缮写成一百二十册，送礼部侍郎兼侍读、实录修撰赵挺之“看详”（审查）。在靖中建国元年（1101年）正月八日，刚过完新年不久，赵挺之审查后给宋徽宗的奏本称：“臣窃见秘书省正字陈旸著成《礼书》二百卷，贯穿载籍，颇为详备”，并建议说：“臣欲乞依祥道例，特赐笔吏、画工三五人录其图画进献。”当年陈祥道《礼书》写成，又因家贫，加上卷帙浩大，礼器之类图画不一致， 因此未能及时上送，中书省臣僚还向皇帝建议派人协助缮写。宋哲宗依奏，拨给纸笔，并派遣宫内楷书高手三人和画工一人帮助陈祥道缮写《礼书》。此时赵挺之援引朝廷帮助陈祥道缮写《礼书》的先例，希望宋徽宗能出手相助。此建议获批准，宋徽宗不仅派人手帮助缮写绘图，还升迁陈旸为太常丞。宋徽宗崇宁二年（1103年）九月《乐书》修订成200卷，吏部尚书何执中向宋徽宗建议要给陈旸嘉奖。他在奏折中说：“旸独能考古按经，不牵传注之习，积年成书，献于朝廷，有补于治体。欲乞朝廷察其劳效，特加优奖。” 宋徽宗皇帝浏览《乐书》后，感受到陈旸的艰辛劳动，接受了大臣的建议，陈旸得以升迁为太常少卿 。
2001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宋代官制辞典》（龚延明编著）中记载，按照北宋元丰后的官制，太常寺掌管朝廷礼乐活动，负责朝廷的大朝会、祭祀等重大活动的具体事务，冠于九寺（朝廷九个官署）之首。太常寺设卿（正四品）、少卿（从五品）、丞（从七品）各一人。这样，陈旸《乐书》编撰成功进献给朝廷，为后人留下熠熠生辉巨著的同时，他也华丽转身成为一名朝廷礼乐官，并在仕途上一路升迁，由从八品的秘书省正字，先升迁为从七品的太常丞，后再升迁为从五品的太常少卿。
由于陈旸十分熟悉历代礼乐制度沿革，在朝廷礼乐制度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宋徽宗政和元年（1111年），44岁的他又升迁为从三品的礼部侍郎。
梅邑探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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