循吏者,奉法循理行政且有政绩之地方官吏,说白了就是老百姓心目中的父母官。西汉司马迁《史记》首创《循吏列传》,后世沿用,历代地方史志皆列有《循吏传》以褒扬各朝出色的地方官吏。闽清千年古邑,在此任职官吏多如过江之鲫,能青史留名而入循吏传者,仅区区几十人而已。1988年再版的《闽清县志》(民国十年版,下称民国版县志)《循吏传》中列有闽清在宋、元、明、清九百五十多年间的循吏三十六人,而列为第一名的是北宋大中祥符年间县令史温。民国版县志《循吏传》中史温的事迹虽仅百来字,但读后令人肃然起敬。将其列为第一人,不仅他是循吏中任职时间最早,而后继官吏不乏政绩出色者,均未出其右。本人不揣浅陋,根据民国版县志中《循吏传·史温》和散见于《建筑志·闽清县署》《建筑志·文庙》的相关记载,以及从南宋梁克家所撰《淳熙三山志》和网络上搜寻到的相关资料,连缀成文与诸位分享。
史温,生卒年月不详,祖籍山东北海(今山东省潍坊市青州)人。其祖父虚白,字畏名,唐末宋初隐逸文人,与南唐名臣、著名文学家韩熙载十分友好,韩曾荐其入仕,而他却坚辞不就。史虚白游历四方,最终定居于江西九江落星湾,常往来于庐山。史温幼年丧父,由其母夏氏抚养长大,母亲授之以《孝经》《论语》等儒家经典。史温于宋真宗咸平年间中进士,曾官桃林县尉,后迁闽清县令,再迁封州(今广东省封开县)知府。宋真宗乾兴元年(1022)母亲去世,史温丁忧在家,葬父母于江西九江。宋仁宗天圣年间史温复出,为尚书虞部员外郎。据《宋代官制辞典》称,此官职全称为尚书省工部虞部司员外郎,员外郎是虞部司副职,协助正职虞部司郎中掌管山林湖泊物产开采、猎取、废置等朝廷政令和事务,官品正七品。这期间,史温将其祖父所著《虚白文集》进献朝廷,宋仁宗读后深喜此书,追赠其祖父史虚白为“冲靖先生”。史温著有《钓矶立谈》一书。该书记录山东一位无名叟所述史事和议论,对南唐政事举措得失及君臣事迹,记载翔实,历来为研究南唐历史、文学的学者所看重。
史温在闽清任职的具体时间,据民国版县志中《循吏传·史温》载:“大中祥符间令闽清”,《建筑志·闽清县署》载:“宋大中祥符初史温为令”,《职官志·职官题名》中载:“宋知县史温大中祥符间任”。以上民国版县志的三条文字,表明史温在大中祥符年间任闽清县令。笔者查民国版县志《建筑志·文庙》记载:“宋景德四年,邑令史温即废廪地建礼殿”。再查《淳熙三山志》卷第九“公廨类三·诸县庙学·闽清”条,则比较详细记载:“景德四年,令史温上事之三日,谒庙无所,即议建立”。这两段文字则表明史温在北宋景德四年(1007)到任。《淳熙三山志》作者梁克家,宋高宗绍兴三十年(1160年)状元及第,南宋名臣、学者,后官拜右丞相。他于南宋淳熙六年(1179)至淳熙八年(1181)间任福州知府,政绩卓著,所编著的《淳熙三山志》是福州市现有保存年代最早的地方志,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其文字多为后人采信。梁克家任福州知府时间与史温任闽清县令的时间较为接近,所以据此,史温于宋真宗景德四年(1007)来闽清任职的说法较为可信。宋代地方官员一任为期三年,由此可以确认史温应在宋真宗景德四年(1007)到任,大中祥符三年(1010)离任,经“磨勘”(考核)政绩卓著,升任封州知府。
《淳熙三山志·诸县官厅》说史温到任后 ,“去宿弊,兴滞利,不一岁称治”。这告诉我们,史温在闽清任职期间,勤政爱民,悉心治县,去积年之弊病,为百姓带来福祉,不到一年闽清社会安定太平。
史温到任的第三天,就去拜谒文庙。文庙,又称孔庙,是祭祀我国古代伟大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孔子的场所,也是文化教育的场所,更是儒家思想文化的象征。汉高祖“独尊儒术,罢黜百家”,开始祭祀孔子,就由官方修建文庙。由此而后,历代封建王朝对孔子尊崇备至,都把修庙祀孔作为国家大事来办。唐太宗李世民曾下诏各州县都要修建文庙,宋朝皇帝在下令各地修建文庙的同时,还要求新官员到地方任职应在三天内拜谒文庙。
可是史温到闽清文庙一看,发现几无活动场所,更无规模可言。他清楚知道文庙对地方百姓教化的重要意义,文庙的修建更是地方官员职责所在,于是,他就多方筹集资金整修文庙。首先在废弃的粮仓空地上修建“礼殿”,即后来所称的大成殿。在殿内塑孔子以及十哲(孔子十位优秀学生)的像,还在大殿的两壁画上六十位大儒的像。后又陆续修建了仁、义、礼、智、信阁楼五间,修讲堂(即明伦堂)一座、谈经楼三座,设祭器库(存放文庙祭祀活动的器具)、严奉轩等,文庙初具规模。闽清现存的文庙蔚为壮观,是县级文物保护单位,正是史温奠定基础、后任者不断扩充完善的结果。这是史温到任后为闽清做的第一件好事。
与此同时,史温还“建学立社”“置射场”。他在文庙设立学宫(官办的讲学的地方,即学校),宫庙合一,同时鼓励县内各地兴办“社学”。社,是古代地方基层社会组织单位,或根据一定的家庭户数为一社,或以地域一定面积为单位成一社。所以“社学”就是农村基础教育,相当于现在的小学。史温“建学立社”就是要提倡教育,希望通过教育途径提高百姓的文化和道德水平。他还设置“射场”。射场也称射圃,习射之场,举行射礼的活动场所。古代读书人要学习“五经”(《诗经》《尚书》《礼记》《易经》《春秋》)和“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其中“射”(射箭)和“御”(驾驭马车)是在冷兵器时代男孩子接受教育时必须学的两种本领。射箭比武称射礼,州县地方举行的射礼叫乡射礼。乡射礼是地方官员为荐贤举士而举办的活动,不仅要求射箭的命中率,同时对射手还有仪容仪表、礼仪和道德要求,所以乡射礼赋予了丰富的人文内涵,兼具体育精神。史温设置射场,创建了本县人才的培养和选拔的平台。
《淳熙三山志· 诸县官厅》中还称史温对闽清社会治理措施有力,“强则抑之,弱则举之;惩之顽恶,诲之孝悌;戒之游惰,劝之播种。养生送死,节用方知。未逾期月,一境咸格。”他采取惩戒与疏导相结合原则,在抑制豪强的同时,又扶助弱势群体;在对屡教不改的顽劣之徒严加惩罚的同时,还用孝悌之道教育他们;对游手好闲之徒进行劝诫,规劝他们从事生产劳动。他还教育百姓要赡养长辈,并为他们送终;岁逢丰年,要储粮备荒,节俭费用不事铺张。从史温“兴文庙”、 “建学立社”“置射场”到惩戒与疏导相结合的一系列举措来看,史温深谙儒家治国之道,以德治国,以教育为主,重视百姓教化,注意人才的培养,把提高民众道德文化素质放到非常重要的地位,同时兼以法律手段。他这一系列举措,对闽清社会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培育了淳朴的民风、醇厚的文风。
在史温莅县之前,闽清虽立县九十多年,但未有邑人进士登科之记载,由此而后,闽清人才蔚起,科举捷报频传:北宋皇祐二年(1050)黄稹、刘绛二人同榜进士登第,北宋嘉祐八年(1063)许将高中状元,北宋治平四年(1067)陈祥道进士登第,北宋绍圣元年(1094)陈旸以布衣应制举“擢第一而归”,南宋嘉定元年(1208)郑性之成为闽清人第二位状元,南宋淳熙四年(1177)黄唐太学两优释褐,两宋时期闽清进士多达一百七十八人。史温为闽清涂抹上了浓厚的文化底蕴,意义深远,甚至影响到现在。
在史温任职期间,闽清社会治安稳定。《淳熙三山志·诸县官厅》中称那时闽清“囹圄多空”,监狱在押罪犯不多。这是他重视民众教化的成果。
史温根据县内区域具体状况“表分闾巷,界画村落”“设市井”,同时“陆则布石,水则造舟”。这是他为了便于管理,根据闽清区域地理环境划分村落里巷的界限;为了方便百姓生活,繁荣经济,在人口密集的地方设立集中商业买卖的街市;为了方便人们交通出行,他铺石修路,造舟设渡。为了民生,史温办了许多实事,所以老百姓都十分高兴,真心实意拥戴他。
其时,闽清地广人少,据《淳熙三山志》记载,宋初闽清全境人口仅26474人,有大量未开垦的荒芜土地,因此史温十分留意招募外地流民来县定居,拨给荒地垦殖,并助其建房筑舍,减其租金税赋。这些举措,使得闽清的户数与人口不断增加,到大中祥符二年,人口增加1831户,达到3万多人,出现一派繁荣兴盛的景象。
闽清于五代后梁乾化元年(911)由隶属于侯官的梅溪税场改为县,史温来时设县已有九十六年历史,可县署衙门依旧是设县时所建,年久失修,房屋破旧,百姓看在眼里十分不过意。于是有四十四位大户人家出来自发集资整修了县署衙门。不仅修建县令办公厅和敕书楼,诸位僚属办公处所也全都修盖。重修后的衙门公堂视野开阔,可以透彻看到道路往来人,方便百姓前来诉讼。与此同时,县署内还修建了励俗台、无惑斋、退食阁、将归楼、北堂亭、星徽亭,县署衙门可谓焕然一新!可这些都是百姓的自发行为,由此可见史温深得闽清父老乡亲的拥戴!
史温为官清廉,两袖清风,任职三年,期满离职,身边随带的行李中唯有琴与书,可是他得到的却是百姓对他赞颂的歌谣。这就是:“金杯银杯,不如百姓口碑!”明代,闽清人在文庙左边修建名宦祠,供奉历代在闽清任职而政绩出色的官吏,史温是首位入祀;后人修志,在循吏传中也是将其列为第一人。闽清人永远记住为百姓办实事做好事的造福之人!
我县梅声诗社社长黄维江先生读了史温事迹,深有感触,在《村前流过母亲河》组诗中写下《读史温传略》一诗,现附录于此:“村前流过母亲河,文献知梅百字多。生在几时嗟逝水,去归何处叹曾阿。表封衡巷无碑传,招垦游民少锦罗。劝化乡间持简约,琴书双绝咏长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