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寄宿生活

80年代，虽然还没有什么“名校”的概念，但父母对孩子望子成龙的思想固已有之，所以乡中心校成为父母送孩子去上学的圣地。

小学三年级的时候，一向怕低头求人的母亲，托了一个远房亲戚的关系，把我从村小学转到乡的中心小学。从村到中心小学，要走半个小时，母亲就把我委托远房的姑妈照看，我就住在她家里。

10岁的我，寄居在亲戚家，小而敏感的我很快就会察颜观色，吃饭都是小心夹点菜，生怕多吃了亲戚不高兴，虽然姑妈家里的人都对我很好，但有种寄人篱下的感觉挥之不去，一切都得小心翼翼。

能自理的尽量自理，不给别人找麻烦，于是学会了洗衣服。第一次洗衣服，不知道用碱性肥皂，用的是香皂。大人教给我，把衣服放盆里先浸透，搓几遍后抹上肥皂，然后放搓衣板上搓。搓过后再放盆里就着水搓，如此两三遍，“待水变清了，衣服就洗干净了”，这话至今还记得。只是年纪小，洗起衣服很费劲，尤其是拧干衣服需要使出吃奶的力气。

五年级开始，就去学校当了寄宿生。

想起来那个年代的学生宿舍条件真的很差，木板搭成的通铺，永远散发着一阵发霉的味道。学生一排过去，人挤挤挨着睡，木板很硬，梅雨季节被子发潮，旧被子的被芯硬梆梆的很象一块冷铁。

到了周末的时候，大部分同学回家，属于少年人的睡觉狂欢夜就开始了。

教室的桌椅挪开来，腾出一大块空地扫干净了，铺上草席，把桌子倒下来，桌面向着草席，桌脚朝外，叠上几张，就形成挡风的屏障。把宿舍的被子搬一堆来，两床三床的铺着当垫被，身上再盖上几床被子，那松软绝对不比美的梦差。

少年人淘气，捉弄他人成为乐事，“蚊子叮”是一个集体发明的恶作剧。

几个顽劣的，先商量好晚上要给谁来个“蚊子叮”。大家躲在被窝里假装睡觉，等到爱睡觉的鼻息平稳进入梦乡了，互相轻声招呼着摄手摄脚起来。点上一根火柴，待烧将尽时用火柴盒盖上，烧透的火柴梗就很快变成一截炭棍。剔出牙缝里的脏物，粘在炭棍上，然后再粘到睡觉的同学腿上，点上火。看着亮亮的红光向腿部移去，直到烧到腿上，因灼痛而跳起来的同学大为光火。这时大家都已经悄悄卧回被窝，捂着被子偷笑。

这种无聊的恶作剧时不时上演，搞得大家都彼此防范，敏感的同学会在别人还没粘上“蚊子叮”时，一脚踢开被子。被算计到的，脾气不好的骂娘，皮糙肉厚且睡眠深的，蹬蹬腿继续找周公。

“蚊子叮”毕竟是伤人之举，盛行一时就销声匿迹了。

寄宿生活的另一件大事，就是吃饭。

食堂是大灶，烧木柴，上面架几个竹蒸笼，学生自己用饭盒或杯子蒸。

与走读的学生相比，寄宿生还要多交一份柴火费，乡下穷苦，多半以交木柴的形式结算。报名注册要好几天，其中很多的时间都因为要收缴柴火。

这时候就显出高山村的家长财大气粗了，他们靠山吃山有的是柴，往往几个学庭雇一辆拖拉机，满载着上好的木柴呼啸而来。食堂门口，地磅早已经在等着了，老师和食堂职工都在一起帮忙。搬下木柴，一梱一梱地过称，老师会根据木柴的干湿程度折算出斤数。高山村如小际、溪坪，他们带来的木柴都是上等的，又粗又干。最难得的是，他们不会与老师争论是否斤两足够，往往都会多带些来。我记得同学的一个父亲，瘦干干的山里人，老师说要他多带来的木柴拿回家，他大手一挥拒绝：这点木柴还带回去？山里多的是！

饭是自己蒸的，多半的同学是在饭盒里放上米，上面洒些黄豆或芋仔，蒸熟后，把黄豆和芋仔扒出来，到食堂买上一分钱的酱油，再买上五分钱的汤，一餐就这样解决了。有钱的，则会用另一个杯子，炖上几小块肉，那就着实令人艳羡了。初中的时候，在小学当老师的姐姐疼我，节衣缩食每周给我炖一罐肉沫，放在口杯里送来，我总是不舍得大口，每餐吃一点，以致于天气热时食物都变质了。

长身体的年纪，总是吃不饱，晚上就嘴馋。学校小卖部的阿姆会在晚上挑来小担，上面盖着白布，布底下是粉干和油饼，热腾腾的香味从布缝里透出来，令人垂涎三尺。一碗多少钱忘记了，能付现金的同学不多，因为寄宿生多是高山地区的，家庭都不大富裕。没钱可以用米来代付，阿姆带着一个竹制的米筒，比如一筒可以换一碗粉干或3个油饼。乡下学生虽然钱不多，但米都是多带的，于是就通过简单的以物易物形式可以满足口腹之需。但是经常用米兑换的，每次要带的米越来越多，回家难免被家长骂，于是又有鬼精灵的想办法坑阿姆了。因为竹筒一头深一头浅，有的同学就用浅的一头装米，借着昏暗的灯光很快地把米倒到阿姆的米袋中——浅的一头只能装很少的米。

高中的寄宿生活混乱而精彩。饭盒丢失是经常的事，起先以为是被人拿错，于是在饭盒上刻上鲜明的记号，甚至把名字显眼庄重地雕于其上，但还是经常丢，直到在田径场的杂草丛里找到了它，才知道有一些痞子同学自己不炖饭，就到食堂随便拿一盒，吃完一扔了之。可能学校发现了这个问题，后来就要求统一敞口的搪瓷杯炖饭，几个杯子用绳子捆在一起，以增加偷窃的难度。但因杯口都没有盖子，水蒸气漫灌，饭变得很烂，有时米饭溢出在杯口篷松松地绽放着，像白木耳被沸水煮开一样膨胀着。

菜是到窗口持菜票购买的，食堂打饭的阿姨态度并不友好，跟小时候在供销社里看到的老阿姨一色冷漠表情。其中有一个年轻的，总是面若冷霜，长得什么样忘记了，只记得她留着很长很长的指甲，每个手指的指甲都很长，最长的是尾指，弯弯曲曲得像一条长藤了。她应该是个很爱美的姑娘，稍闲的时候就用手抚着指甲端看，而你如果恰巧在此时来要她打菜，她就会气恼打断她欣赏指甲的意趣，很不耐烦地瞥你一眼，然后摸着指甲懒洋洋地站起，拿起勺子随意一捞扣在你的菜盘上。

学校的吃住条件并不令人满意，到了冬天只能洗冷水澡，而且那个年代常常有社会上的人来搔扰，于是就很流行“外宿”，就是自己租房子住在外面。学校周边有大量民房出租，也有当地村民自建小食堂，不受约束的外宿学生经常在出租房里啸聚，我们几个贪玩的也时不时借谁生日等借口，买来劣质的土酿酒乱饮一通。

至今记得那个夏夜，酒喝了吐了又微醒了，几个少年走向宏琳厝门前的小溪，跳到里面抱着石头嬉闹。那夜的月光，铺满了小溪，如碎银子在水面浮动。也许它本是一块光洁的玉，被少年的赤足踩碎、被夏夜的风抚散，也或许是被不羁的青春揉捏成一团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