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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认在和平利用核能国际舞台
1987年，我被派往中国常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团任参赞。
国际原子能机构是联合国所属的国际组织之一。它的宗旨是：促进核能和平利用对于人类之贡献；执行保障监督，确保核能不被用于军事目的。实际上其主要目的是后者。
该机构的总部设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我国和其他主要核国家一样，也在维也纳派驻了常设的代表团，代表国家与机构打交道，争取技术援助，也参与技术合作；更重要的是参与在核不扩散领域的斗争，维护国家权益。
代表团的体制和大使馆一样，有大使、参赞、秘书、随员等。秘书以上算外交官，参赞以上为高级外交官。除大使由外交部派出，其余人员均来自有关的专业部门。
机构每年开1次年度大会，3次理事会和2次委员会会议，平时还有许多临时的工作组会。大会、理事会都从国内派副部级代表团，委员会和工作组会就由我们在前方的参加。每次大会和理事会之前和期间，是我们最忙的季节。会前几个月，就要对议题展开调研，提出对案，报国内批准。要和有关的国家磋商，协调立场。遇有复杂的议题，往往要经过反复的磋商，调整立场。然后就每个议题写出发言稿。大会、理事会忙过之后稍为空闲，就做调研工作。
国际斗争常常采取集团的方式。我在那里时，有日内瓦集团（西欧国家加上美、加、澳、日），苏东集团（苏联和东欧国家）和77国集团（发展中国家）。每次会前，各集团都先在内部磋商，协调立场，然后再与会讨论，争取对自己最有利的结果。但有时在集团内部也达不成一致，于是就会出现错综复杂的局面。
我们国家哪个集团也不靠，人称“Group China”（中国集团）。这样虽然不受牵制，但往往缺少信息来源。好在我们在每个集团里都有一些朋友。77国集团不用说，我们和法国、苏联有固定的团长一级的磋商机制。至于常驻团之间，则有不少关系密切的国家，特别是巴基斯坦会经常向我们通报情况。理事会秘书处和我们关系也很好。
国际斗争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我国是有核武器国家，又是发展中国家，地位极为特殊。我们有时会在防止核武器扩散问题上，和有核武器国家站在一起；而在反对核垄断问题上，又常与发展中国家在一起。
我在那里工作期间，除参加机构本身的大小会议，还参加过联合国召开的促进核能和平利用国际合作世界大会筹备委员会会议。经历了在此期间所发生的核领域的许多重大事件而引发的国际斗争，如切尔诺贝利核事故所引发的“相互通报和应急响应”等国际条约的谈判；伊拉克和朝鲜违反《核不扩散条约》秘密发展核武器和由此引发的扩大对无核武器国家保障监督范围的谈判；以及反复出现的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在机构财务预算分配方案问题上的斗争等。
在常驻团工作，经常打交道的，有国际原子能机构总部的国际雇员，主要核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外交官。一般说，这些人的素质都比较高。例如，国际雇员的效率、礼貌和服务精神，让人印象深刻，有时虽然办不成事，却让你愉快而归。有的国家提出的议案难以接受，而其就议案所作的精辟的阐述，却不能不让人佩服。
我还曾和秦华孙大使一起，应国际原子能机构之邀，访问了它设在摩纳哥公国的《海洋同位素应用研究中心》，和设在意大利底里亚斯特的《理论物理研究中心》，并顺访了威尼斯和法国尼斯。
通过这些活动，让我开阔了视野，丰富了人生阅历，也增进了对国际政治的了解。
我们和当地人来往不多，但在偶尔接触中也能感受到他们的文明和素养。我们周末常常出游。维也纳郊区森林茂密，青山绿水，山坡上绿草如茵，一派田园风光。多瑙河沿岸风光旖旎，比市区更加优美。有时还出境到邻近的国家，如捷克、匈牙利、南斯拉夫、西德、意大利等国的风景名胜去旅游，看到了他们的风土人情，也看到了西方的宗教。这些都让我增加了对欧洲文化的了解，同时，也看到了我们自己的不足。
转向软科学研究
1990年末，我在维也纳任期届满回国，被任命为核工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没有想到，在我职业生涯的最后阶段，居然又经历了一次重大转折。当时不少同志都为我离开机关而惋惜。其实，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我离开机关，住房和退休待遇受到一定的影响，但后来证明，这次转变却为我退休后的生活开辟了新的领域。
这个研究所名为“经济研究”，实际上是为领导机关决策服务的软科学研究机构。上一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政府提倡民主决策，科学决策，于是，这样的研究机构就应运而生，各部委都建立了类似的研究所。
我到该所只有短短5年，还曾2次被抽出。一次是参加总公司派出的工作组，去大亚湾核电站解决工程拖期问题，为期三个半月。一次是到机关临时成立的体改办，研究机关体改方案，达一年之久。因此我在所里的实际工作时间只有3年多。
刚去时，我对“软科学”感到陌生。通过参加各种开题报告和成果评审，才知道，原来我在维也纳为应对当时斗争的各种对策的形成过程，就是一种对策研究，只不过我们的成果往往要变成外交文件，通过密电报回，不允许长篇大论。这样，我便慢慢地入了门，并开始参与课题研究。不过毕竟是半路出家，只能做定性的研究，不会做那种运用数学模型的半定量的研究。
在此期间及退休后的一段时间里，我先后参与了各部委委托的许多课题。主要的如：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申请到的《重大科技工程项目管理理论与方法研究》。这是我参加过的最大的课题，得到的资金支持达30万。课题组成员为：航空航天大学研究生部，负责理论与方法研究；其余的来自国防科工委、核工业、航天等部门，分别负责各自行业的实证研究。历时一年多，出版了《项目管理学－工程管理理论、方法与实践》一书，成果获国家教委2000年科技进步二等奖；国防科工委委托的《国防科技工业能力调整和产业结构优化配置研究》，由梁清文和我主编、出版了《国防科技工业若干重大问题研究》一书，成果获国防科工委科技进步三等奖；科技部委托的《民口科技与军口科技结合研究》；核工业部委托的《核立法体系研究》以及核行业协会委托的《政府核行业管理职能研究》等。
参与这样的研究，使我的退休生活变得丰富多彩。读书、上网、思考、写作，虽有任务在身，却不感到压力，既轻松自在，又有成就感。特别是借研讨会之机，和朋友们相聚，更是一种快乐。
参加核损害民事责任国际会议
引出的学术成果
我1995年7月从研究所退下来，就被国际原子能机构事务办聘为高级顾问。给我的第一项任务，是去维也纳出席修订《1963年维也纳公约》国际会议。
该公约是为规范核事故造成跨国核损害时如何赔偿而签订。前苏联发生的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使国际社会认识到，这一早期公约所规定的赔偿，远不能满足重大事故的赔偿要求，于是，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主持下，便开始就修订《维也纳公约》展开谈判。
我本不懂法律，却有幸参与并见证了两个国际条法产生的过程，并由此把我引入了这一特殊的法律领域。
虽然各国代表团的组成人员各不相同，但合在一起，与会人员中就包含政府官员和法律专家。前者代表国家利益提出主张，后者则就条文的合理性进行论证。大体过程是，先就一项原则展开辩论，达成初步妥协后，就由法律专家组成的起草小组形成条文草案，然后再回到会上展开辩论。一般说，每个条文的最终形成都要经过这样多次的反复。《维也纳公约》的修订从提出到完成耗时8年，其中，形成总体方案和原则就用了5年。我们国家到开始实质性的条文谈判时才介入。《维也纳公约》修订文本到1997年谈成。由于担心在特大核事故情况下，运营者和国家赔偿不足，遂在修订老公约的同时，又谈成了一个新的《核损害补充赔偿公约》。我有幸参与了以上过程，并出席了审议和通过这两个国际公约的外交大会。
和一般的民事责任不同，核损害民事责任实行的是，绝对责任（不管有无过错都要承担责任）、唯一责任（运营者为唯一责任人，免除供应商的责任）和有限责任（超出部分由国家或国际补充）的原则。
我们国家直到要引进大型核电设备时，才碰到这个法律问题。由于我国尚未就核损害民事责任立法，外国的出口商都要求在合同中规定免除其核损害责任，遂成了谈判中的一个棘手的问题。当时，国内的法律界对此特殊的法律领域都还陌生，便常找到我咨询。有一家涉外的律师事务所还找上门来，聘我作为它的专题法律顾问。
上一世纪末，美国核行业协会为给其出口商开道，主动提出与我国共同举办核损害法律责任问题研讨会，请我出任这次研讨会的中方主席。由此，我和美方的主席成了朋友，在以后的交往中，从他那里获得了许多国外相关立法的信息。通过他，还和荷兰跨边界损害及赔偿中心主任L.J.T.Horbach 博士建立了联系，从她那也获得许多资料。
看到国内在此领域的空白，有了上述积累，我便着手撰写《核损害的民事责任与赔偿》一书，于2003年5月正式出版。2007年国务院常务会议要讨论相关的立法问题。为给这次讨论做准备，国务院法制办先行开会研究，特邀我到会咨询。当知道我的这本书后，立即派人到原子能出版社，把架上剩下的全部买去。看到自己的书有了用处，心里特别高兴。
学爱好开出的小花
兴趣爱好会给人带来快乐，还会影响一个人的一生。我从小喜欢文学，平时比较注意文字训练，所以在工业部门的机关里，“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也勉强算支笔杆子，常常被要求参与文字工作，如起草文件报告，为领导写讲话稿，写会议简报等。
1986年，国家为庆祝新中国成立35周年，由邓力群主编，组织国务院各部委编写《当代中国》大型丛书。我被邀参加《当代中国的核工业》卷编辑部，承担部分章节的编写，并担任该书特约责任编辑。
以国家原子能机构名义对外发表的《关于中国的核不扩散政策与国际核合作》白皮书，也出自我的手。
退休后，独自或与人合作，出版了2本专著和5本译著。其中《核损害的民事责任与赔偿》一书上已提及，是当时国内在此领域唯一的一本专著。另一本《核电站建设的项目管理》是主管核电建设的副部长指定我们四人完成的。他们三人都是富有经验的核电技术或工程建设老总，要我参与，则是看上了我的文笔。我没有工程经验，主要承担书中属于理论阐述的章节，并负责全书的统稿和文字润色。该书于1997年12月出版，获国防科工委科技进步三等奖。
译著中的4本，是国际原子能机构组织国际知名专家编写的指南丛书，对发展中国家的核电建设有重要参考价值。我还帮他人完成了多部译著的审校工作。
还曾应邀为《中国电力百科全书》《中国环境百科全书》撰写相关的国际条约的词条。
此外，在退休生活中，每有所感，便记述下来，写成散文，共约160多篇。在朋友的鼓励下，于2009年将其中的约30篇结集，以《秋韵》的书名出版，没有想到，竟得到了广泛的好评。后来，又出了散文集《清溪秋韵》和《已到漫山红叶时》。
我的人生旅程即将走完。回望经历的几次转折，对我而言，虽是机遇，也是上天对我的命运安排，一步一步地把我引上了一条属于我的人生之路，注定了我这一辈子只能是平平淡淡。聊以自慰的是，不论在哪一个驿站上，我都勤恳敬业，不曾虚度。人贵有自知之明。像我这样一个从山村出来的孩子，既没有早期启蒙，更没有任何背景，能有今天，已知足矣，唯有感恩，岂敢奢望！
最觉得庆幸的是，在那特殊的“阶级斗争”年代，虽历经风雨，却没有受到冲击，也不曾伤害过人，因而没有留下什么愧疚。这使我有了一个坦然而又平静的晚年。
几年前，我在自家门厅的墙上贴了“淡然、宽广、宁静”六个大字，作为自己晚年生活的右铭。
我将以宽广的胸襟，淡然的心态，静静地度过余下的像溪流般的岁月。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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