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故乡有一个佛寺,叫“香林禅寺”,那是我童年时代常去游玩的地方,给我留下了颇深的印象。虽然离开后就不曾涉足,但每当忆起故乡,就会联想到它。
据县志记载,该寺始建于元代至正元年(公元1341年),曾于民国十五年(1926年)重修,距今已有600多年的历史。禅寺位于闽清县石郑村西,离村子只有二里多地。和一般的佛寺一样,也是藏于深山,依势而建,不走到近前,便难以发现。
寺的规模不大,除去大雄宝殿,只有两旁侧殿和山门顶上的前殿。侧殿和前殿均为两层,二层恰与正殿持平。各殿之间有回廊连接,成方形结构,中有天井。进入山门,先到天井,登上几十级台阶,才到正殿,使之呈居高临下之势,更显庄严。侧殿底层为十八罗汉,二层分别为伽蓝和祖师殿。前殿的正面供弥勒佛,背面隔着天井面对大雄宝殿,为护法韦陀。正殿前的台阶两侧各有一个花圃,在它后面的围墙内还有台阶式的花圃三层,其中不乏名贵花卉,如梅、菊、兰、桂之类。每年桂花盛开季节,一到寺里,便觉香气袭人。寺的周围群山环抱,山上林木茂盛,终年郁郁葱葱。在这里,即使盛夏,也感受不到暑气,环境宜人。
及至进到大雄宝殿,可见三尊金身佛像,巍峨而立。虽然高大,却比例适当,线条流畅,脸部慈悲,使人抬头仰望,便有崇高庄严之感,顿生崇敬之心。殿内虽有香炉,却没有一般寺院那样香雾逼人。案上摆放着如大理石卧佛、白色珊瑚等各种艺术珍品。整个空间一尘不染,清幽宁静,偶尔置身其中,就顿觉心平气顺,烦恼尽消,仿佛脱离了凡尘。因此,每到夏秋季节,都会吸引许多乡绅和有点文化的闲人,到此游览。
寺的住持法号“一光”,人们都称他“一光师”。他操一口罗源方言,显然是罗源人。通常,人们只有在受尽人间不平,命运坎坷,看破红尘后,才会遁入空门。一光师有文化,会中医,看起来文质彬彬,他的家庭背景应该不差,不知何故竟弃俗出家。由于他会医术,农村又缺医少药,人们有病时,不免要麻烦他,所以他和村里的乡亲关系不错。但在1949年那场革命之后,不知何时,就离开了这个禅寺,不知去向。大约在2006年,我的哥哥去新加坡小住,一次去一个寺庙游览,发现他竟在那个寺里。哥哥想去拜访他,寺里的人说,他年事已高,且在病中,不能接待,只好作罢。
寺里平时不作佛事,但在每年农历七月中元节,都有一场持续3天的法会。届时,村里的善男信女都来上香礼拜,热闹非凡,自然也就成了我们孩子的盛大节日。每当这种时候,我都会泡在寺里,观看他们如何诵经念咒。那时,乡间没什么音乐,听到这些齐声朗诵和击磬、吹奏,也觉得非常好听,并在无形中接触到了许多佛教文化。我退休后对于佛学的兴趣,就源于此。
但是,故乡的禅寺给我留下的最深的记忆,还不是这些,而是从它传出的幽谷钟声。
和许多佛寺一样,寺中也有钟楼、鼓楼。我对鼓楼不大在意,对钟楼却很感兴趣。那里,一口大钟高挂,直径足有1米多。每当撞击,便发出咚—嗡的巨响,在山谷间回荡。那声音听起来浑厚、低沉、悠远、绵长。按佛教的寺规,晨钟为108响。当这咚—嗡之声,接连不断,浑然一体时,其所激起的巨大声浪,便使周围所有的群山都谷鸣山应,此起彼伏,震荡回响,就仿佛万鼓齐鸣,倒海翻江。那种气势,那种震撼,不禁让人想起冼星海创作的《怒吼吧黄河》那最强的和声在音乐大厅里所产生的共鸣和震响。
佛寺的晨钟暮鼓,已响彻千年。有文字记载,这种传统可追溯到北魏梁武帝时期,到唐朝已非常盛行。它最初的作用只是报时,当万籁俱寂的清晨钟声响起,僧众们便立即起身修业。随着岁月的流逝,逐渐融入佛教文化,遂慢慢地演变为一种警示世人、感召众生的工具。当信众们听到这熟悉的钟声悠扬,便会想起佛祖的教诲,在潜移默化中,使向善之心重新激活,苦难的心灵找到寄托。
这种作用,在我国的许多古代诗歌和佛寺楹联中,都可以得到印证。如:“暮鼓晨钟,惊醒世间名利客;经声佛号,唤回苦海迷梦人” ;“听来暮鼓晨钟,声声觉悟;对此禅灯宝像,面面圆光”等。而关于钟声的最著名的诗句,莫过于唐朝诗人张 继在《枫桥夜泊》中写下的“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这短短的诗句,使寒山寺连同它的钟声远播海内外。有日本人甚至不远万里来到苏州,就为听一听诗中所描绘的“夜半钟声”。
香林寺是故乡唯一的文化古迹。遗憾的是,如今已荡然无存。先是那口大钟,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村中一些无知的青年砸毁,估计是看上了它的经济价值。之后,整座寺院又在1981年的一次意外火灾中化为灰烬。
我的哥哥生前,在痛惜之余,曾想通过佛教的募捐将它修复。佛教内部在邻近的大小寺院之间,也有隶属关系。他曾到鼓山、西禅和雪峰等寺寻访,想找到该寺重修时的图纸,都空手而归。后来因身体的原因,这件事就放下了。
经查,《闽清县志》曾在民国十年修过一次,但从中却找不到任何有关该寺的记载,也许是因为它年久失修,已经破败,未被收入。其实,在5年之后,它就已被重修成上文所述的样子,可惜只存在66年,到1988年再一版新志修成时,它已毁于大火。在新志中,对这种已不存在的历史遗迹,按统一的格式,都只罗列其始建、重修和遭毁的年代,别无其它记述。这么古老的一处文化遗迹,只留下如此简单的一点遗痕,不免令人遗憾,遂促使我动念撰写本文,想藉以为它多留下些文字。(作者为原国家核工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国际原子能机构事务办公室高级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