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清人“去上府”撑米船谋生

闽清人“去上府”撑米船谋生始于清中期，而盛于清晚期和民国时期，至20世纪50年代中其则已走进历史。

何谓“米船”？“米船”是运米之船的简称。过去闽清人到闽江上游运米都是用雀船，所以闽清及福州地区的人都把运米的雀船称为“米船”。

宋雍熙二年（985年），福建设福、建、泉、漳、汀、南剑6州和邵武、兴化二军，共八个同级行政机构，自此福建号称“八闽”。明洪武元年，福建全省改设福州、建宁、延平、邵武、兴化、泉州、漳州、汀州八府。清末，福建分福州、福宁、延平、建宁、邵武、汀洲、漳州、兴化、泉州九府和龙岩、永春2个直隶州。因此，历史上福州及闽清人习惯把延平、建宁、邵武、汀州四府称为“上四府”。“去上府”就是过去闽清及福州人前往延、建、邵、汀“四府”的俗称和简称。

俗语云：“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闽清地处福建中东部，闽江中游。闽清口与闽江相接，往上至水口，往下至福州，近百公里闽江河段都属平水区，江面开阔，水流平缓，利于舟楫。所以闽清先人早就利用和活跃于闽江。

民国十年《闽清县志》载：“闽清县外接大江，距省一百二十余里。旧有大帮船十三艘直驶福州，夜发晨至，运货载客，绰绰有余。复由福州驶回闽清，遇西风数日至，遇南风一日可达县口。现有平水小船数十艘，即不遇风，由省两日亦可抵县。”此记载充分说明，闽清人利用闽江航道船运不仅历史悠久，而且与省城福州来往密切并便捷。

民国十年《闽清县志》又载：“闽清有麻雀船千余艘，驶往福州运盐及货，分赴南平、尤溪、永安、沙县、建瓯、上洋、顺昌、将乐、泰宁、建宁等县，复由上游各县采买米谷后下省售卖，设有上下船帮局。”又载：“南洋之侨民以千计，而沿江上下游操舟楫营商业者，亦以万计。此皆十年以前所未有也。”这些记载说明，清末民国初期，闽清人“去上府”撑米船营商业是何等之鼎盛！

浦城“三山会馆”和福州“闽清会馆”的兴建时间，是对闽清人何时“去上府”撑米船谋生的一个很好的佐证。

“三山”是福州的别称。据考证，浦城“三山会馆”，始建于清乾隆、嘉庆年间。从该会馆正门上方阳刻“圣母宫”及左右边门上方阳刻“海宴”、“河清”字样和馆内主供“妈祖”神祗，便可清楚地看出，浦城“三山会馆”是为保护包括闽清在内的福州地区在建溪浦城一带操舟楫营商业者之利益而兴建的。由此可以推断，包括闽清人在内的福州人到建溪浦城一带撑米船谋生，在清乾隆、嘉庆时期就已相当活跃。

现保存尚可的福州“闽清会馆”，其建成时间有明确记载：清同治六年（1867年）建。福州“闽清会馆”位于福州台江“闽清街”附近，规模宏大，原面积1250平方米；会馆建成不久，还兴建一座面积达2500平方米的“保安堂”。福州“闽清会馆”及其“保安堂”，主要是为停泊在福州的闽清米船工服务的场所。此亦很好地说明闽清人“去上府”撑米船谋生，在清中晚期已是相当兴盛。

然闽清人“去上府”撑米船缘于何故？纵观社会发展和有关史料记载看，其因有五：

一是商品经济的发展

明代是商品经济萌芽时期。从明代中晚期至清代，闽江流域的商业开始发达。清代中期之前，福建延、建、邵、汀“上四府”的各种货物及所需的盐、海产品等还多由各地的船只运送。逮清中叶以降，特别是近代至清末民国以来，闽江流域的商品经济日趋繁荣，推动了闽江航运业的发展，并获利颇丰。于是，毗邻闽北的浙江、江西船帮和闽江中下游的闽清及福州、古田、永泰等地船帮，便大量地加入到闽江流域的货物运输队伍之中。

二是福建是缺粮省份

福建内地山多田少，仅延（平）、建（宁）、邵（武）、三府土沃粮丰，而沿海郡邑多咸而少收。明中叶后，因人口增加和连年饥荒，福建成为缺粮省份之一，而解决之道则是“南仰粟于粤，北仰温台”。清初，清廷为对付郑成功等反清力量，实行严酷海禁，使福建沿海粮食问题日趋严重。康熙二十九年（1683年）清政府统一台湾后，福建人口增加很多，加上经济作物和商业、手工业发展，挤掉相当部份的粮食生产，因而福建沿海粮食供求矛盾比明代更为突出。清代，缺粮的福州主要从闽江上游的建宁、延平、邵武三府输入粮食，不足部分则赖台湾米接济。

三是福州人口的骤增

据考古发掘，福州地区在新石器时代就有人类活动。闽越族是开发福州的先驱者。在古代漫长的历史时期，人口呈波浪式发展。秦汉、三国、晋、隋时人口稀少，隋代福州地区仅有2万人。唐以后北方人口南迁，人口增长迅速，到元大德元年（1297年）福州地区人口为81万人；元、明两代人口下降，万历六年（1587年）福州地区人口降到近26万人；到清初，福州地区人口又下降到21万多人。从清雍正二年（1724年）实行“摊丁入亩”政策至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的96年，史称“乾嘉盛世”，社会安定，经济发展，促进了人口的增长。到道光九年（1829年），福州地区人口增加到250多万人。

近代，福州人口持续增长。清朝后期，内政腐败，外强侵入，灾荒、瘟疫导致人口减少。至辛亥革命时，福州地区人口约为212万人。民国时期，由于政局不稳，日军侵犯，经济凋蔽，人口增长缓慢。民国26年（1937年）福州人口为238.51万人。抗日战争时期人口下降，民国34年（1945年）人口为201.49万人。抗日战争胜利后，人口有所增长，至民国38年（1949年）1月，福州地区人口达211万人。

自乾隆中后期至新中国建立前，福州地区人口从清初20多万人猛增并保持在200－250万人之间。“民以食为天。”历来缺粮的福州地区人口的急速增加，为闽清人“去上府”撑米船运米到福州带来了庞大而稳定的市场。

四是闽清人有较好的撑船基础

闽清自宋代就创造了舟午船。许多闽清人自小就学习撑溪舟午，历就了一身在浅滩窄港、险滩暗礁遍布的河道航行的本领。福建耕地少，历来缺粮，而闽江上游的闽北是福建的粮仓。福州及沿海一带粮食，自清代以来都是从闽北及紧邻的江西通过闽江船运解决。但闽江上游航道，河窄水浅，多险滩暗礁，行船危险艰难。闽清人掌握的在浅滩窄港撑舟午船的技术和经验，为在河窄水浅的闽江上游航道撑米船打下了基础，派上了用场，显得驾轻就熟。

五是“去上府”撑米船是一种较好的出路选择

历代中国人为求“温饱”而费尽心机，但始终很难解决。闽清人也不例外。特别是从清中叶闽清人口急速增长之后，闽清人多地少“吃饭难”问题更显突出。通过闽江航道从闽江上游运米到福州，虽危险和不易，但在当时应该说是一个较好的出路选择。因为闽江中上游航道凶险，所以船运费用就高，船主和技术熟练的老艄公的收入就可观，有许多人还因此发家致富；一般船工的收入也还可以，起码能养家糊口；就连学艺的“船尾仔”，也能填饱肚子。于是乎，亲带亲，戚带戚，同乡带同乡，闽清便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去上府”撑米船的大潮之中，以至在古近代乃至新中国建立初期成为叱咤闽江、并能左右福州米市的“闽清米船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