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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认有人把秘书工作形容为“围城”，外面的想往里钻，里面的想往外冲。当秘书一阵子没什么，但当一辈子却不容易。从白岩山走出来的我们的父亲许侃如，就是一个三十年如一日，始终坚守在秘书岗位上兢兢业业地耕耘、奉献的“孺子牛”。
父亲1937年6月生于白岩山所在地三溪乡山墩村。1956年10月入党，1960年3月参加工作。历任坂东公社党委会组织干事；三溪公社党委秘书；县委办公室干事；县委宣传组报道组干事、副组长；县委秘书组副组长、组长；县委办公室副主任；县人大办公室主任；县委常委、县委办主任；1994年10月当选为县政协副主席。他长期带病坚持工作，终因劳累过度，于1996年4月长眠在工作岗位上。
方格田里，矢志不渝
父亲身材修长，面容清矍，慈眉善目。刚过知天命之年，却两鬓斑白，显得儒雅、睿智、干练、稳重。
参加工作时，文化程度只有初小的他，在党的阳光雨露哺育下，靠着坚韧顽强的意志和勤学苦练的精神，在秘书工作岗位上一步一个脚印地前进。从一个乡村秘书一直干到县委常委、办公室主任。为了使自己能够不断适应形势变化与发展的要求，他坚持边工作边学习，每天收听广播和阅览报刊杂志，写心得体会，并勤做读书笔记，不断提高政治理论水平和文字写作能力。在家中，至今还保存着20多本他平时抄录的内容广泛的笔记本。
1987年10月，正值县委换届，新任女书记林凤蒲提出调任他为县委办公室主任。当时父亲已近五十，不少好心的同事劝他，你这么大年纪别干这一行苦差事。他听了回答说：“如果是组织的安排，我只好服从。”他认为，党和人民的事业高于一切，党的需要、人民的需要就是自己的追求！他与林凤蒲书记是六十年代一起工作的同事，相处融洽，关系很好。于是他向林书记“约法三章”：第一不要以他年纪大而过于谦让；第二要敢于把他当作秘书来使唤；第三要大胆批评，严格要求。担任县委办公室主任后，他处处身先士卒，天天早出晚归，事事身体力行。常常对办公室同志说，共产党员对待工作，不能只求过得去，一定要求过得硬，只要有潜力，就要深挖不止。在他的带头下，县委办团队创造出一流的成绩。1989年，市委破例把“一高一低”（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高年龄、低学历）的他提拔为县委常委。
父亲是闽清群众信访工作的开拓者。1991年3月，市委、市政府首次在闽清举行市县领导公开接待群众来访，一天就接待群众320多人，听取反映问题103个。上级要求一个月内给予办理和答复。他根据反映的问题进行造册登记、分门别类、仔细分析，并多方协调，抓紧督促，按期办结，及时反馈。做到领导、群众、来访者“三满意”。工作中，他善于深入探讨，总结经验。撰写的《闽清县为领导接待日“三让路”》发表在《福建日报》1991年4月8日第2版；《下乡察访、专门约访、重点回访——闽清县改变信访方法出成效》发表在《福建日报》1992年7月27日第1版；《闽清农民信访不出门》发表在《农民日报》1992年11月24日第1版。在他带领下，县委办这匹快马在新的征途上跑的更快、更欢。1988年以来，县委办公室和办公室党支部多次被省、市、县委评为先进单位和先进基层党组织。1989年，福州市委组织部还以《一切为了服务》为题，将办公室工作拍成电视专题片在福州电视台《走向生活》专题节目中播出。
公道做事，老实做人
“我认为当一个称职的秘书工作者，除了那些必备的条件外，更重要的是办事要扎实，说话要老实，做人要诚实。”父亲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
县委机关好多年没有建新房，机关干部住房紧张，矛盾相当突出。1991年刚落成一幢新楼，许多机关干部就迫不及待。父亲看到僧多粥少，就想了一个办法，召开“五办”主任协调会，上下结合、积极沟通、反复讨论，制订出了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分配方案。按照设置条件，通过个人自报、单位推荐、“五办”研究、确定名单、张榜公布的程序予以严格把关。还召开了住户座谈会，当场发放套房钥匙。机关干部对这样 “两公开一监督” 的公平公正的做法反映很好。
父亲认为，要当好秘书，最重要的一点是做人要忠贞诚实，既要对党忠诚，又要为群众负责，关键时刻要经受得起考验。1988年，一度出现一些机关干部经商办企业的现象。办公室有的同志受到影响，跃跃欲试。父亲一一找这些同志恳谈，他说：“县委办是党办，具有高度的党性和严格的组织性，有的事别人可以干，我们则不能干。”县委办30多位同志经受住外出经商的诱惑，没有一个人离开。面对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作为县委办公室主任的他，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为在政治上维护闽清的安定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也正确引导县委办全体同志经受一次严峻的考验。1990年抗御12号、18号台风中，他奔赴抗灾最前线，与群众一起抢险救灾，表现出了一个共产党员无私无畏的气节。1991年，他被市委办公厅评为先进工作者。
一身正气，两袖清风
“要当个好秘书，就很难当个好丈夫、好爸爸。”有一次参加福州市党委系统秘协会议，市委袁启彤书记的这句话，说到父亲的心坎上，他感动地流下了热泪。参加工作30多年来，他坚持天天提前上班，年出勤保持在350天以上。母亲三次分娩、两个姐姐出嫁，他都没有请过假。而在家里，他简直成了地地道道的客人。吃饭前，家人总是等着他；吃饭时，他总是看材料；吃完饭，摆下饭碗就往办公室走。也曾因无法帮助母亲料理家务而被责怪，也曾因没有时间给我们辅导功课而被埋怨，也曾因没日没夜地工作被他人说“傻”。但他问心无愧，他舍“小家”为“大家”，把利益的天平向党和人民倾斜。
父亲关心同志胜过关心自己的子女。1991年，办公室一位同志家属农转非待业在家，一家四口全靠他一个人的工资收入维持生活，生活比较困难。看到这位同志家属一时工作安排还没有着落，他竟主动把二姐已联系好的工作让出来。父亲的一个舅舅在农村担任党支部书记，由于政绩一般化，年龄也基本达线，乡党委决定让他退下来。舅公赶到县城要他给乡党委书记通个电话，要求继续留任。父亲少年丧母，在舅公家生活了五年多时间，是舅公一家人帮助才使渡过了艰难的少年时代。往事历历，恩重如山。但在个人情感和组织原则之间，他还是倒向了后者。第二天他就去了舅公家，耐心说服了舅公。对于各种主动上门“服务”的人，父亲常说，共产党人不能让有私心杂念的人牵着鼻子走。我们城关没有房子，有人表示给他优惠批一块城区的好地皮，又是“优惠”，又是“好地皮”，但他没有被诱惑所动，婉言谢绝了这个“好意”。
呕心沥血，鞠躬尽瘁
我们的老家在白岩山上的山墩村。当年，朱熹游历此山，为其雄伟险峻所震撼，称颂为“八闽岳祖”。作为大山的儿子，父亲心系白岩，热爱家乡。早在“文革”后期，他就鼓励村民种植茶叶，绿化白岩山。1990年起，他为宣传白岩山四处奔走，邀请省地质专家对白岩山进行地质考察、论证。陪同省旅游局领导及市、县有关部门同志，几十次上白岩山。支持企业家张延长投资修建山墩至白岩山水泥路，兴建白岩山宾馆。开辟白岩山教育基地，鼓励教育部门开办暑期夏令营。为白岩山的旅游开发做了积极的贡献。
“肩上有担子，脚下有步子”。父亲常说：“当秘书是辛苦的，但我也觉得苦中有甜，当了这么多年秘书，确实也有感情，也爱上了这一行。”1990年，林凤蒲书记调到省妇联工作，张守祥书记接任，一棒接一棒，他肩上了这副担子越来越重，也越来越觉得不能松膀。他一辈子以工作为重，以办公室为家，废寝忘食。常常中午没回家，一块蛋糕一杯白开水就是一顿餐，午睡就在办公室椅子上打个盹。1989年和1990年，他曾两次累倒病倒在办公室里，被紧急送去医院。病还没有完全痊愈，就拖着疲惫的身体来上班。机关里的同志以及与他一起工作过的同事，没有一个不被他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所折服、所感动。
1996年4月，父亲终因心肺衰竭，未离开工作岗位，却与世长辞！时任县委副书记、县政协主席的刘桂荣在致悼词时多次哽咽，泣不成声。在场的亲朋好友同事领导无不潸然泪下。父亲走了，带着对党无限的忠诚，对革命工作无限的热爱，对闽清山水和人民的无限眷恋，永远地走了。他留给家人的是2万多元的家庭债务和未能尽孝的遗憾。时隔二十年后的今天，人们谈起父亲时仍由衷地称赞：“侃哥，大好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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