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长

《省璜镇志》已经出版发行。在编撰省璜教育志这一版块时，虽然资料一样地匮乏，但经探访老教师，且从《闽清教育志》等资料中搜集整理，对于解放后省璜全镇的学校变迁，已经比较完整地记载在《镇志》中。但对于解放后到1977年省璜独立建制为人民公社这段时间里（1949—1977），在省璜中心小学担任过校长的人物志，只能搜集到一鳞半爪，几乎空白，大部分已遗失在浩瀚的岁月里。我从小学到初中都在省璜学校就读，只经历过两任校长，黄顺熙校长和林从任校长，1975年高中毕业后在省璜学校干过代课，主要是带球队。那时是杨尚凤代校长。他们都为省璜的教育事业作出过贡献。

校长，多么崇高的称谓，也本不该被人们遗忘。今撰写此文，一为怀念这三个深入我心的校长。二也姑且作为《镇志》的补遗吧！

“猫论”践行者 黄顺熙校长

黄顺熙校长，短小精悍的身材，黝黑的皮肤，俨然一副农民模样。

1964年，我虚岁7岁，因妹妹及堂弟堂妹的出生，奶奶无法带五个孙儿，就把不及龄的我推进学校（那时没有幼儿园），提前上了小学。

记得一年级开学式上，就是顺熙校长讲话。他用浅显易懂的语言，一口标准的坂东话告诉我们学校的历史，然后告诉我们，要好好学习，听老师的话，争取科科100分。

以后的每周一升旗仪式后，轮到顺熙校长国旗下讲话，他经常讲我们学校历届的尖子班生如何如何，我们才知道，我们省璜中心小学在那年代竟然出了那么多尖子生，像卢先福、王焕然、邱传其、王国诚等等，在我们幼小的心灵里刻上了他们的名字，我们也知道，要以他们为榜样，读好书，争取也当尖子生，考上闽清一中，为家乡争光，成为顺熙校长口中的骄子，名字在学弟学妹们中流传。

可是到了1966年“文革”开始，整个省璜第一个挨批斗的却是顺熙校长。高年级的那几个书读得并不怎么样，但却非常活跃的大同学，率先将顺熙校长揪上戏台批斗。那些大同学罗列顺熙校长的罪状很多，现在大都已记不清了。但其中一条最大的罪状就是走“白专”道路，也就是邓公的“不管黑猫白猫能抓老鼠就是好猫”。一味地教育学生读好书而不讲阶级斗争。顺熙校长树的榜样中，有的学生还是地主、富农子弟。

那时候我只是一个三年级的学生，对那些“阶级斗争”之类还不甚了解，但因为教科书中有《半夜鸡叫》等文章，天然地对地主产生了仇恨，所以感觉这些批斗顺熙校长的大同学说的也不无道理。于是也跟着这些大同学举起了小手喊起了口号“打倒黄顺熙”。

不知道顺熙校长被批斗了几次。最后一场批斗会刚开始不久，揭发者批判顺熙校长举“白专”旗走“白专”路。发言正在进行中，就有一个大同学冲上台去，按住揭发者，抢先讲：你们批判顺熙校长没道理，顺熙校长教导我们要好好学习没有错，永远没有错。你们过分了。

我们一看，这是那个叫郑其桃的六年级同学，他身材高大，有股蛮力，他也是顺熙校长树的一个典型、标兵。其桃同学家庭穷，与父亲两人相依为命，为了读书，他白天上学，晚上要和父亲一道在沶里山头的深山里烧炭，边烧炭边在炭窑旁就着窑火读书，所有的学习用具那个一个黑呀！我们不止一次在学生大会上听顺熙校长表扬他，要求我们向他学习，学习他艰苦奋斗的精神。

顺熙校长在其桃同学的掩护下走下了批判台。望着人高马大的郑其桃同学，那些批判会的主持者们也只能面面相觑……

由于郑其桃同学的搅局，针对顺熙校长的没完没了的批斗会就此戛然而止。这场批斗会也成了“最后的晚餐”，此后，我们再也没有见过顺熙校长，因为他已调回了坂东继续当他的校长去了。自此，省璜失去了一个好校长，善于培养尖子生、培养人才的好校长。

很多年以后（好像是1985年）的一天，我已大学毕业在塔庄中学任教并担任了校政治处主任。顺熙校长有事来学校，我们相遇了。经过二十多年，他还认得我，和我说起了在省璜的一点一滴，一得一失，还是那样的恍如昨日。后来他说：其实我也是他列入名册重点培养的尖子生。这点我心里清楚，要不然二十多年了，我从一个小学三年级的学生成长为一个中学教师，且都已走上领导岗位了，他还记得我？只是后来他又说：你在我的批斗会上也举了手呼了口号是吗？一句话，羞得我无地自容。后悔不能像郑其桃同学那样力挽狂澜。其实，一个十岁的孩子，又能掀什么风浪？心中能有什么是非标准呢？后来他又补了一句，其实那么多我看中的学生也都在举手呼口号，我不怪你们。

顺熙校长丝毫没有责备我的意思，只是说那年头有趣，什么事都可能发生，只不过是说者无意，听者有心罢了。

在后来的侃侃而谈中，顺熙校长始终认为一个校长必须要抓尖子，他也将毕业的心血耗在了这上面，使我受益匪浅。

这就是一个共产党员的初心，认定的方向、目标，始终不渝地践行，坚守，且乐此不疲！

命不该如此 林从任校长

他是一个特殊时期的特殊校长，几十年来，在省璜的教育史上颇有争议。

“文革”前，林从任校长就已经是塔庄中心小学的校长，那时候的他，风华正茂，年轻倜傥。作为教育战线的中坚力量，很受社会各界的尊崇。可那一场“运动”，却改变了林从任校长的命运。

“史无前例”的开始后，各种“红色组织”如雨后春笋般涌现。那是一个全民参与的运动，是一个没有逍遥派、中间派的激情燃烧的年代。林从任校长自然也就“揭竿而起”成立了属于他领导的“造反组织”，旗下集中了一批他的小兄弟，大部分是小学教员，也有部分企事业单位职工、干部和回乡知青。及至实行“革命的大联合”而成立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他的组织在塔庄地区颇具影响力，于是他被结合进了塔庄公社的领导班子，担任党委委员（那时候实行常委制，委员人数多，有几十人）、革委会委员，不久被调派到省璜学校担任校长兼省璜大队党支部委员（当时戏称“一校长三委员”）。

省璜学校是小学、初高中一贯制的刚改制的学校。学制九年（小学五年，初高中各二年），学生从7岁到20多岁，学生数达1000多人。这是省璜史上最大的学校。

上任伊始，林从任校长面临的第一个难题就是校舍不够用。原来华侨捐建的青砖楼16间教室，除教室外，楼上安排几间学生宿舍和教师宿舍。教师宿舍严重短缺，大部分教师租住在老百姓家里。

好在林从任校长兼任大队支委，就由大队决定建一个礼堂，楼上截成十多平方的房间作为教师宿舍。

师傅工和筑墙等，由大队派义务工；建材由学校自行解决。于是，组织学生上山割草给砖瓦厂而换取砖瓦；由大队划出一片杉林，由学校砍伐。那么多的木料，就由学校的青年教师和高中的学生一根根地扛回来。林从任校长总是身先士卒，走在前面，礼堂那几根大横梁就是林从任校长带着青年教师和高中的大个子学生，亲自抬着从山上挪回来的。

不到半年时间，一座硕大的土木结构的礼堂兼教师宿舍建起来了。建校结束后，林从任校长专心抓好学校的日常工作。在那“读书无用论”泛滥的年代，考试制度早已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但在1970年初，林从任校长毅然决然地宣布恢复考试，单元考、半期考、期考照常进行。记得当时我上初一，数学老师坚持每节课用10分钟测试上一节课的教学内容，使全校形成一个良好的学习氛围。这在那个时期来说，林从任校长的这个决定需要多大的勇气，冒多大的风险，多么地难能可贵啊。因此，也为恢复高考后的省璜考生储备了知识资源。

为配合当时的社会政治环境，林从任校长组建了省璜学校高中男子篮球队，自己还常常当陪练队员，陪队员们练球，当教练的参谋。一时间，篮球队“打遍塔庄无敌手”。

组织全校学生学唱“革命样板戏”唱段，培养文艺人才。还成立学校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每年的国庆、五一等重大节日，都奉献一台歌舞节目，为那文化生活、娱乐活动严重贫乏的年代增加一些喜庆。参加公社汇演总是名列前茅；大型歌舞《歌唱祖国》代表公社参加县汇演还获得第一名的佳绩。

当然，由于时代的局限和“派性作怪”，林从任校长也做出一些悖逆于教学规律的事来。比如，有一个师大中文系毕业的教师，由于不同派，林从任校长硬将他贬到小学五年级担任语文教师，而高中语文则由一个高中毕业的民办教师担任。被贬的老师虽一肚子怨气，但造福了那一届五年级同学。后来这个老师一直跟着这个班的同学到高中毕业，确也培养了不少人才。

林从任校长虽然“帮派”思想严重，但对学生却能一视同仁。记得初一时，班主任属意，同学们也一致推荐我担任班长。由于我爸和林从任校长不同派，班主任和我都担心我不会批准。不想过几天却批准了，不过林从任校长亲自找我谈话，谈话内容基本就是要“斗争”、“划清界线”、“重在政治表现”等等。自此以后，我也就和林从任校长建立起了师生感情。

当了二年省璜学校的校长后，1971年，林从任校长就被借调到塔庄公社担任党委秘书，而省璜学校就交由他一个小兄弟刘老师管理（代校长）。1976年“反击右倾翻案风”时，林从任校长主持公社党委工作并担任民兵指挥部总指挥。“四人帮”垮台后，林从任校长作为“帮派头子”锒铛入狱，被开除党籍和公籍。直到八十年代末，才落实政策恢复公籍，调往三溪学区从事财务工作。

1997年的一天，在塔庄镇任纪委书记的我在街上遇到从三溪回家的林从任校长。难辞我的盛情之邀，师生二人在“阿弟嫂”饭店的小阁楼里把盏叙旧，几杯薄酒下肚，老校长话也多了，回忆省璜的点滴，他感慨万千。他说省璜老百姓真的好，盖了那么一座“危房”，至今还念叨他的好；拆了两座庙，也就背后说说，而没有过激行动。他说拆庙不是他的初衷，是兼着公社党委常委的大队党支部书记的主意，大家都有责任吧！后来他告诫我，当了领导干部，手头一定要干净。他说恢复工作时，县委落实办重点审查有无经济问题，如有，那就“永世不得翻身”了。政治问题，那就维持“开除党籍”的原判吧！

林从任校长成为古人已经十多年了。而就在他作古前仍在为莲东小学添砖加瓦。这就是一个老教育工作者的使命担当吧！如果没有那场“运动”，林从任校长一定会是一个好校长。愿天堂平平静静而不再有什么改变人生命运的“运动”。

亦师亦友 杨尚凤校长

2022年底的一天，得悉杨尚凤校长未能抗过“阳疫”而溘然辞世，心甚痛之。奈何自己也被“阳”在床上发烧，无法参加杨校长的葬礼，惭愧！

回想我和杨校长交集的点点滴滴，至今历历在目——

杨尚凤校长是在1969年省璜学校改制之时调来任教的。“文革”中，杨尚凤校长属于闽清一中“红革会”的，因写得一手好字，难免在“大字报”“简报”等出尽风头。“文革”尘埃落定后，便因“站错队”被贬到了省璜学校。一个堂堂师大中文系毕业生，曾经的闽清一中语文老师，在省璜学校变成了“杂使”：有时担任高中政治教师、有时担任音乐老师、有时担任体育老师、有时也教学生画画和写字，就是没教过语文。由此也可见杨尚凤老师确有才华，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多面手。

那时，我是小学五年级的学生，语文课是另一名师大中文系毕业的陈老师担任，杨老师是我们的体育老师和美术老师。

第一节美术课，杨尚凤老师那字一上黑板，学生们个个目瞪口呆，那才叫一个美啊！杨老师字如其人，个头偏矮，方正有加，主要是隶书和正楷两种。后来，我们发现，学校里所有的宣传栏、黑板报都是杨老师刊出，成了校园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很快，所有的学生亦步亦趋，学起了杨老师的字体。一时间，学写字就似一股旋风席卷了整个省璜，连社会上的一些人也在学。为此，那个年代的省璜人都会写一手较好的钢笔字，这也就是风靡省璜，至今令人们啧啧称赞的“杨体”。

那年头上体育课，其实又叫军训课，天天就是“一、二、一”练操。后来，不知道从哪个角落搜出一台破旧的乒乓球桌，杨尚凤老师也就教起了乒乓球，差不多过了半个学期，许是看出天赋吧！杨老师开始在下午放学后单独为我授课。说真的，当时省璜学校乒乓球水平最高的是杨老师，其实也是“三脚猫功夫”，杨老师是削球打法，也就是正面正胶，反面用光板削球的那种。他教授与我的，则是拉攻、搓球、推挡三技术，虽然也打得有板有眼，在和其他学校的同学比赛中，且是赢少输多。直到上了高中，在六中曹奋志老师的指点下，才有了质的飞跃。不过因为这一段“乒乓缘”，我和杨老师有了深深的师生情。

那年头，“城头频换霸王旗”。杨老师在省璜学校也经历了几起几落，1975年“整顿”时，短暂地当过“代理校长”，直到恢复高考之后，杨老师才调到闽清六中（今塔庄中学）任教，真正发挥他语文老师的功能和作用。

1980年，作为恢复高考后第一届毕业生，我被分配回省璜中学担任语文教师。初出茅庐，更是兢兢业业地做好本职工作，能在学生面前显露显露我那尚有几分形似的“杨体”而感到得意自豪。

1982年暑假，在家休息的我突然迎来了杨老师，他已担任了塔庄中学的副校长，与他同行的还有书记兼校长许泽曹先生。有客来，自是一番沽酒备菜，忙得不亦乐乎。可许、杨两位校长却躲进我的书房，翻看了我的教案、学生作业等等。但事后并不加以评论。自在觥筹交错中结束了这场造访。

不曾想新学期开学，一纸调令将我调到了塔庄中学。虽然我对已有感情的省璜中学83届初中学生依依不舍，但“君命难违”，只能俯首听命了。

报到后，许、杨两位校长找我单独谈话，他们坦白说那次造访是考察我，然后到教育局把我“挖出来”，他们也知道当时我的困难：孩子即将出生，本来一家人其乐融融地在省璜，现在却成了“两地分居”。他们叫我克服一年，明年争取把我爱人也调出来。然后他们叮嘱我好好干，发挥自己的才能，带好初二的一个班。杨校长还私下里跟我说：要好好地克服你锋芒太露的缺点，要以争取入党为目标，他表示可以当我的入党介绍人。

两年辛劳，一朝收获。1984年中考，语文学科平均分数跃升全县第三名（在一中、昙溪之后），成为史上最好。我被评为县优秀教师；被县进修校列为语文骨干教师；入了党，他真的是我的入党介绍人；同时，提拔担任了校政治处主任，走上了更重要的岗位。那年我才27虚岁呢！

两年后，许泽曹书记不再兼任校长、杨副转正了。昔日的师生，从此成了上下级，同在一个班子里共事。杨校长让我主抓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同时做好办公室工作，并做好他的助理。他有事离开学校时，由我主持校务工作。、

有的老师说：你的字那么像阿凤老师的，现在又是他的助手，以后你也可以签“同意付出，杨尚凤”啊！看他能不能辨认出来！我说我实在不敢，我那“假”怎能乱了“真”！

教师篮球队要参加镇里的比赛，球衣要印标识和号码，奈何杨校长去市教育学院学习。于是我就大胆地写下了标识“塔庄中学”四个字拿去印了。球衣穿出来后，有的教师评论说：杨校长这几个字写得差了，可能写字时情绪不好吧！有知情者告诉他，这是邱祥写的，不是杨校长的。那老师惊讶地说：邱写的，那这次写得太好了。足见我的“杨体”和杨校长的差距有多大？我敢以假乱真吗？

80年代末，杨校长调任城关中学党支部书记。便开始鼓动我调城中办公室，并和我一起找过教育局黄局长。黄局长说这有点难办，因为我的后面还有当教师的爱人，不可能专为你们搞调动，想进城还是找其他门路。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被调到县纪委办公室工作，这是后话。

杨尚凤校长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对我来说，失去了一位良师益友，因为他于我不但有师生之情，同事之谊，更有伯乐之恩，诤友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