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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认短暂的研究所生活
1958年8月，从农村回来，首次进入原子能研究所。在报到时，我曾梦想，从此将一生从事研究工作。没想到的是，刚刚入梦，就醒了。
到所后，我被分在第九研究室，它的研究方向是同位素分离。
自然界中的各种元素都由多种同位素组成。所谓同位素分离，就是为了某种需要，把元素中的各种同位素分开，使其中的某一成分加浓。如天然的铀元素含铀－234、235和238 三种同位素，其中，铀－235的含量只有0.711% 。而核能利用的恰恰是这含量极低的铀－235。如原子弹用的铀，235的浓度要在90%以上，核电站用的也要在3%左右。由此可见，同位素分离技术对于发展原子能的重要。
当初，美国第一颗原子弹用的浓缩铀是用电磁分离法生产的，后来有了效率更高的扩散法，这种设备就被淘汰了，只用于分离稳定同位素。 按中苏两国的协定，苏联将向我们提供两台大型电磁同位素分离器。当时，设备还没来，我就先被分在射频质谱计研制小组。这项研制任务是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提出的，准备用在卫星上进行高空大气成分分析，所以大家都管它叫“上天质谱计”。
我到小组时，已有明确的方案，在一本英文文献上有报道，所以实际上是仿制。但即使仿制，按当时我国的科技水平，依然有相当的难度，大约花了一年多的时间，终于试制出来，用来分析大气，氮的峰值非常明显。因为这项成果，我们小组被评为先进集体，我还荣幸地作为集体代表，出席了全国第二次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
1960年，所里派一位留英的科学家戴传曾先生到我们研究室当主任，我被任命为主任助理。他只管一些研究工作上的事，行政上的事则完全落在我头上。从此，我整天忙于行政事务，再无时间参与研究工作。
其他研究室的主任助理，都是中年业务骨干，而我到所才几年，还没独立完成过研究课题，科研方法尚未入门。我们室里有一位组长很能干，但由于各种事务，从事具体工作的时间少，几年下来，比起那些天天在第一线的就落后了，越来越没威信。从他身上，我看到了自己的未来，觉得必须尽快回到实际工作中去。于是，干了一年多之后，便提出辞职。开始所里不同意，我便暗中怠工，后来终于同意了我的请求。
回组后，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和组长一起做完了一种离子源的性能参数测定，写出一篇论文，发表在《原子能》杂志上。这是我生平第一篇科研论文，遗憾的是，也是唯一的一篇。
1963年初，我把刚过周岁的儿子送回福建老家。回来刚上班几天，大约是3月初，所干部处的乔处长找我谈话，说部里要所里推荐一名技术干部去学外语，学完后可能派到驻外使馆工作，所以对其政治要求特别严，所里决定推荐你去，若不出去，还回到所里来。听完处长的话，我和当年去福州团市委一样，没说任何二话。
告别了一起日夜加班的同事，告别了在这里生活了五年的园区，我的科学研究生涯，就这样匆匆地结束了。
这是我今生遇到的第二次突如其来的转折。它让我的人生发生了两个重大转变：从一个科技人员变成了管理干部，此前为回到科研一线所做的努力全部落空；从基层到领导机关，开始了此后几十年的机关干部生涯。
当了五年秘书
离开原子能所到部里报到后，就立即到新华社外语学校（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前身）学习英语。一年后回到部机关，被安排在国家科委八局（实际是二机部七局）对外联络处工作。过了一年才知道，国家为加强国外的科技情报工作，从各研究所抽调了一批干部进行外语培训，准备派往驻外使馆工作。后由于外部条件不具备，只派出少数人。由于部机关缺乏既懂技术又懂外语的干部，不征求我意见，就悄悄地把我的人事关系转到了部机关。
1965年，我作为专家组成员，访问了一次阿尔巴尼亚，为我们国家拟援建的同位素应用实验室，收集资料，作方案。
1966年上半年，参加部派出的“四清”工作队，去河南省灵宝县农村搞了一期“四清”。6月份回来时，历经10年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已经轰轰烈烈。在此后的几年里，和大家一样，经历了批判“走资派”、大联合、抓革命促生产等等，日子随着运动而运动，每天上班下班，也没闲过，但回想起来，却找不出一件值得回忆的事。只有1968年夏天，母亲到北京来住了一段时间，给我留下了深深的记忆。
以前，我曾几次请母亲来首都看看，由于父亲年迈，哥哥身体不好，她总不肯来。这次是她主动要来的，让我非常高兴。来后才知道，原来是因为她孙子已经六岁，第二个还不见动静，着急了，便不顾一切，亲自出来做工作。在那些日子里，每天下班回来，家里都充满了温馨。她一个人住在阁楼上，晚上只要没事，我都上去陪她聊天。到了夜深人静，阁楼里只有我们母子俩的叙谈声，就像山涧的一股溪流淙淙地流淌着。她跟我讲了许多家乡“文革”运动中发生的事。以往，母亲在我的心目中，只是个最普通的农村妇女，此刻我突然发现，原来她竟如此的不普通。还让我领悟到，越是大的道理就越朴素，最普通的人也能看清，而“身在山中”的不普通者却未必。
母亲这次出来成果丰硕，第二年一月，我们的女儿就诞生了。
1969年9月，根据林彪一号命令，机关大批人员下放到农村干校，我幸运地被留下来，进了机关的业务班子。那次下放是以备战为由，多是全家都走。那时我的女儿还不满周岁。我不走，就使她们躲过了几年的干校艰苦生活。
留下后，我被安排在一个重要的岗位—部总值班室，担任副组长（相当于副处级），不久并兼任李觉副部长的秘书。
李曾是北平中国大学的学生，抗战枪响，即投笔从戎，以骑兵的英姿，征战沙场。解放战争时进军西藏，成为少将衔军区副司令。在我国核工业初创时期，即被调来，任核武器研究院第一任院长。他知人善任，以身作则，在青海高原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从创业开始，领导实现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和第一颗氢弹的成功试验，功勋卓著。2010年病逝时，《核工业报》以整版篇幅悼念他，用的大标题是“功高德厚”。我有缘跟随他多年，耳濡目染，受益良多。
总值班室是部机关承上启下的中枢，上承国务院，下连部属所有单位。参与值班的多是部长秘书，因为这些人接触机密，熟悉情况。我差不多一周就要值一次夜班，一次补助2角夜餐费。
我还兼管涉外工作，曾多次随领导参加一些副总理主持的会议。还参加过一次周总理在中南海召开的会议。那是因为部长对涉外情况不具体了解，怕总理问及，遂把我带上。具体的会议内容已不记得，只记得那里的茶清香甘甜，但要交2角钱。据说这些茶叶都是地方送的，周总理便把它用于会议招待，收费是要部长们养成清廉的作风。周总理习惯夜间办公，会议开到深夜。有一次夜宵，那次吃的是一小碗汤面，加一小盘烤白薯。夜宵不收费，因为是工作需要。
作为秘书，有机会阅读部长们看的各种内部文件。要参加部办公会议，从而近距离地观察部长、局长们的水平、作风和为人，以及他们在各种是非面前的态度。还要经常随部长下基层，能在一定程度上了解职工的生活和疾苦。这些都有助于我加深对人和对社会的认识。
1977年轮到我去干校劳动。此时的干校和当年极“左”思潮下的干校已大不一样，学员不再是改造的对象，而是为了真正的劳动锻炼。干校就在北京郊区，生活条件也不错，周末还送我们回来。其实，机关干部定期轮流去劳动一段时间，白天干活，晚上读书，不论对思想还是健康都有很大好处。可惜现在已取消了这种制度。
转向国际科技交流
1978年春节前夕，结束了干校生活，回来后被调到外事处任处长。这虽然只是机关内部的岗位调动，对我而言，却也是一次重大转折。它意味着我的工作平台从内事转到外事，视野也随之变得开阔。
我接手外事处后，除了日常工作，主要抓了以下几件事：
1、委托苏州医学院举办英语培训班。当时我们科技人员的外语水平普遍较差，很难与外国人交流，办班便是一种应急之举；
2、致力于与西方国家的合作与交流。核技术与一般技术不同，可和平利用，也可用于军事目的。为防止因合作导致核武器扩散，西方国家都坚持要先签政府间协定作为合作前提，承诺不把交流的技术用于军事目的。为此，遂先后与许多西方国家谈判、签订了政府间的核能和平利用合作协定。美国甚至想要我们接受核监督，我们当然不答应，因此与美国的谈判非常困难。最后它不得不退让，签了协定，而其国会却不予批准。一直拖了两年，因其设备制造商垂涎于我国广阔的市场，才予批准。
在此期间，我曾于1979年，参加由我国著名科学家王淦昌率领的核能代表团访问美国，并顺访加拿大。于1985年，随李鹏副总理率领的政府代表团访问德国，与对方签订政府间核能合作协定。这些访问让我开阔了眼界，看到了我国与发达国家的巨大差距。
3、积极推动加入国际原子能机构。该机构是核领域最有影响的政府间的国际组织，1971年联合国驱蒋，它随即跟进，也取消了台湾在该机构的资格，并致函我国政府，邀请我国加入。但由于部个别领导人的认识障碍，遂拖了下来，而科技人员要求加入的呼声一直很高。我到任后即积极开展工作，遂于1984年正式加入，我还作为中国代表团的一员，应邀出席它的大会，见证了审议、批准我国加入的过程；
4、解决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的世界核先进理事国地位问题。理事会是该组织的决策机构，地位十分重要。依我国在世界核领域的地位，理应成为世界核先进理事国。但机构《规约》限定了此类理事国的数量，若满足我要求，就将影响其他理事国的地位。经各方协商，终于达成妥协，让我国当年即成为一般理事国，同时修改《规约》，将核先进理事国增加1个。待修改的《规约》生效，我国即成为世界核先进理事国。
加入机构之后，我即转任新成立的国际机构处处长。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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