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静静流淌的小溪

闽清在京乡亲联谊会要出一套乡亲回忆录。会长向我约稿，我很愿意借此机会，把我的人生故事说给大家。如果对年轻的一代有所启迪，那就不虚此文，也就实现了我的初衷。

我叫傅济熙，小名大炯。1934年生于闽清县石郑村。由于村子太小，即使本县人，也未必知道。

我小的时候，砍过柴，放过牛，也种过地。烈日当空，跟着大人在田间薅草，汗流浃背，只觉得酷暑难耐，却不懂得生活艰辛。也许，人们很难想象，一个如此贫穷的农家孩子，竟能走出山村，不仅踏入京城，还走出了国门。就像我故乡那条静静流淌的小溪，虽激不起浪花，却奔流不息，穿越无数群山，流过许多江河，终于汇入大海。

我要深深地感谢我的父母，是他们用千辛万苦的付出，造就了我的前程。更要感谢那个时代，是那场翻天覆地的革命，为我敞开了人生的大门。

人生，就像一次前程未卜的长途旅行。大的方向虽然知道，但究竟要去哪里，其实并不一定清楚，对于大多数人而言，都是随安而驻。由于主观意愿和外部条件等众多因素的影响，在旅途中时常拐弯或转折，是难免的。回顾我的人生旅程，也有许多转折。

走出山村

国民党时代，家有两男，便有一个会被抓去当兵。为了逃避当兵，我的父母千方百计送我们兄弟上学。

我开始跟随哥哥去钟石小学。哥哥毕业走了，便转到离家较近的樟洋小学，直到毕业。由于我的学业成绩一直较好，毕业后就被保送入本县天儒初级中学。

那是一所私立的教会学校。民国12年始建于闽清六都，原为小学。民国17年（1928年），由美国基督教“卫理公会”出资，在县城新址建成新的校舍，学校也于同年迁到新址，并升为初级中学。校舍是美国人设计的，属西式建筑风格，非常漂亮。我入学时，授课老师都有大学学历，且富教学经验。学校遂以教学水平高而闻名。当时的语文课古文占着较大的分量，我记得张朱泰老师教我们古文，讲得深入浅出，特别吸引人。如他讲苏轼的《赤壁赋》、白居易的《燕诗》等，至今难忘。由此遂养成了我对古典文学的爱好。

期间，我曾休学一个学期，成了春季班生，到1951年1月才毕业。由于县里没有高中，要想升高中，就得到福州去报考。那时没有统一招生，我考了三个学校，均被录取。哥哥要我去上高等工业学校，为的是早些出来工作，好支持家里。但我一心想着上大学，便自行决定，去省立福州中学报到。

面对人生的第一场考验

省立福州中学（现在的福州第一中学）是一所历史悠久的名校，不仅校风优良，同学中追求理想、积极上进的气氛也很浓厚。我在这里虽然只学了两年半，现在回忆起来，那可真是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对我人生观的形成，甚至以后的人生道路，都有深刻的影响。

该校的入学门槛很高。招考时，大礼堂坐得满满的，入学后才发现，考取的大部分是本校初中部升上来的，外校考入的才十几个人，外县的就更少，像闽清、罗源两县都只有一人。同学中出身寒门者居多，和我同宿舍、比我高两班的一位同学，每逢假期都去打石子。但越是这样的同学，学习越刻苦。我从小学到初中，成绩都名列前茅。这里虽然不排名次，但我明显感觉到，已被远远地抛在了后面。我深知父母供我多么不易，也丝毫不敢懈怠。到一年级下学期，竟被选为团支部书记，成了学生干部。那年暑假，还被派往市小学教师思想学习班工作，受到了锻炼。

当时，高等学校生源不足，所以春季班的都用两年半时间学完三年课程，于是我便提前于1953年秋季毕业，正好把我休学的时间找了回来。

高考之后，正在家里等候发榜的消息，突然接到通知，要我立即返校。回到学校被告知，福州团市委要把我们班4个学生干部留下，去做团的工作。我们明白，高等教育对于一个人的素质提升有何等重要，留在团市委，就意味着失去这种宝贵的学习机会。当时，高考的结果就要发榜，大学的门槛已触手可及，却要我们“过其门而不入”，觉得非常可惜。但当时我们满脑子都是保尔.柯察金的英雄形象，虽有思想斗争，还是愉快地到杨桥路团市委办公地去报到。

1953年 9月 29 日，华东地区的高考录取名单在《解放日报》上公布。我们很快就看到了自己的名字，但这对我们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寻找班上同学的名字。结果，除去两个同学，全都榜上有名。而其中的一个，有惊无险，很快就接到北京医学院发来的录取通知，她就是我后来的伴侣。

一起同窗数载的同学，满怀豪情，一批批地走了，我们也渐渐地平静了下来。一天上午，团市委的一位同志召集我们开会，说接到中央通知，不得将已被录取的学生截留。他表扬了我们在这次考验中的表现，要我们赶紧回家准备，到大学后好好学习。我们在团市委待了不到一个月，幕布尚未拉开，就匆匆谢幕了。从此以后，我每次路过杨桥路，都会回首凝望，去寻找那个熟悉的大门。

和我一起被团市委看上的其他三位同学是：陈传群、王任享和薛敦松，由于这次的共同经历，我们成了终生的挚友。后来，他们都没有辜负自己的青春誓言，王成为院士，是航天摄影专家，为我国的卫星航拍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陈是核农学专家，曾任浙江省科委主任、省农业科学院院长。薛是石油化工机械专家，博士生导师。

这段往事已过去了几十年，却仍恍如昨日。现在想来，如果当年真的留下来，我们的人生轨迹将与现在迥然不同。或者长期在基层当政工干部，或者当壮劳力，不论何者，到老了，都不可能像现在这样坦然和平静。

圆了大学梦

离开杨桥路，匆忙赶回家。家里对于我的这一突然变化，毫无准备。为支持我上大学，哥哥卖掉了他心爱的小提琴，姐姐要卖她的结婚戒指，被我阻止。好在同学已为我申请了路费。那时，国家对大学生实行全额助学金，连书本都由学校提供。于是，我便如愿以偿地进入了向往已久的高等学府—东北人民大学（后改为吉林大学）。

我平时的学习兴趣都在文史方面。那时是考前填志愿，我的第一志愿报了文学系，但在考语文时，作文没做完，遂与之无缘。我们中学的物理老师特别棒，也许是我的物理成绩考得好，遂被录取到物理系。对我而言，这是一种误会，我也只好强迫自己努力学习。

普通物理是最基础的课程。第一学期教这门课的，是从美国回来、当时学校最年轻的教授朱光亚老师。第一次考试，全班有5个不及格，我是其中之一。这是我上学以来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给了我极大的震撼。老师要考的是我们对基本概念的掌握，而我恰恰疏忽了基本概念。这时我才发现，大学学习和中学不一样。但在第一学年结束时，我的各门功课都在优良之列。我的进步受到了系里的表彰。

那时学苏联，考试用口试，实行五分制。方式是：进到考屋，先通过抽签确定考题，然后到隔壁屋准备半小时，再到老师面前口述答题，过程中，老师可随时提问。好处是，如果没有真正学懂，就经不起问，会促使你学得更深。但在老师面前单兵教练，难免紧张，有时会影响成绩。一次考理论力学，我觉得自己答得不好，非常自责，但出乎意料，老师在我的成绩本上写了个4分。我当即涨红了脸，跟老师说，我没答好，达不到4分。老师说，我自有判断。在同学中，有这样学习自觉的很少，我因此受到了表扬。

大学给我印象深刻的还有它的图书馆。一进入阅览室，开架的杂志琳琅满目，真有进入到知识海洋的感觉。我每次到阅览室占座复习，都会情不自禁地去浏览文学、历史、哲学方面的期刊。我对人文学科知识的积累，就是从那时开始的。课外阅读对正课学习也有帮助，一次，我的《政治经济学》课题作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被授课老师拿到经济系课堂上去念，就是得益于我的课外阅读。

我在大学里依然担任学生干部，第一年在系里，第二年到校学生会，第三年担任校学生会副主席。这虽然占去了我不少课余时间，却让我在社会活动能力方面得到了锻炼。

大学授予我们的，与其说是专业知识，不如说是治学的思维方法。通过各门功课从薄到厚，再从厚到薄的学习，扩大了知识视野，更重要的是帮助我们建立起系统观念，学会分析、综合与逻辑推理的一套方法。

大学还是形成世界观的关键期。世界观比人生观要复杂得多，仅凭中学阶段的知识，是难以达成的。只有通过大学阶段的学习，综合社会科学、自然科学，还有人文学科的知识，才能逐步形成。

基础课到第三学年就全部学完了，第四学年要进入专门化课程学习。所以在第三学年结束时，每个学生都要选择专门化课程。在学年考试结束，就在放假前的一天，系里召集我们部分同学开会，说要我们转到北京大学学习保密专业。此前不久，我刚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学生党员极少，如果我在本校毕业，肯定会被留校。据说本来选送的名单中没有我，是因为我在入党时汇报了在北京有女朋友，才临时把我加上，说明当时学校还挺有人情味的。会后，系里给我们发了路费，让我们自己去北京报到。我用这笔难得的路费，高高兴兴地回了一趟家，去看望已经三年不见的父母。

北大把我领进核行业

在家度过了一个难得的暑假，就来北京。一出车站，就见到北京大学接站的汽车，于是很快就到了校园。在我出示报到通知后，有人把我领到中关村。到了那里才知道，原来，国家为发展原子能事业，于1955年开始，在北京大学开设核物理和放射化学专业，培养核科学技术人才。为加快培养进程，最初的生源不是来自高考，而是从全国八所综合大学三年级学生中选拔。条件当然是品学兼优，其实未必，因为各大学都亟须人才，都不会把最优秀的学生放走。

为了保密，学校在中关村科学院园区内，盖了专门的教学和宿舍楼。内部称“技术物理研究室”，后改为“技术物理系”。对外的代号为“北京546信箱”，直到几十年后，我们仍称这个群体为“546”。现在，“技术物理系”的建制已被取消，两个专业分别并入物理系和化学系。

进入北大核物理专业，是我人生的第一个重要节点，由此决定了我这一生的职业方向。

北大名声在外，但只有进入其中，才会体验到它的内涵。以教我们课的老师为例，都是全国有名的教授。北大百年校庆时，我曾回到系里，看到墙上挂着出自这里的院士照片，竟有三十多人。

学校为我们的学习提供了很好的条件，我们的伙食标准也比一般学校高。但因要学的课程多，学习任务重，从周一到周六，课程都排得满满的。本来时间就很紧，却在第二学期赶上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一场政治运动——大鸣大放和反右斗争。

鸣放开始，北大校园内大字报铺天盖地。这种场面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从大字报也可以看出，这里真是才子聚集的地方，且不说其内容，仅从文章的角度说，有许多都写得文采照人，而其中有不少都出自理科学生之手。好在我们这个系是在校园之外，照常上课，楼里也没有大字报。后来的事实表明，此举让许多学生幸免于难。由于这场运动，我们的课程草草结束，毕业论文也给耽误了，工作多年后才体会到，这是个重大损失。

我们的毕业分配拖到了1957年10月，大部分都分到原子能研究所。反右运动后，认为知识分子需要更多地接触工农大众。因此，我们分配后，没去单位报到，就直接拉到颐和园北边的温泉乡劳动锻炼。我们班分到原子能所的有12人，都在白家疃村生产二队。开始住在一起，后来分到农户家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

我们下去时，正赶上大兴水利，整个冬天都在挖水渠。刚开始还可以，等挖到深处时，往上挑河泥，一天要挑几十担，每个人的脖子后头都长出了鼓包。我们集体起伙，12人一餐要下13斤米，足见当时的劳动强度。最初说下放一年，实际只有10个月，到第二年8月，就结束了。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