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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清支前民工佩带的胸牌正面
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顽固派以及溃败军队加剧对闽江流域船工的压迫和剥削，加重苛捐杂税，甚至不惜破坏自抗战以来对闽江航线船工“免缓兵役”的政策，滥派船工壮丁任务，乱抓船工充当壮丁。闽清船工爱憎分明，一方面团结一致，奋起抗丁、抗迫害，抗击军匪地霸，反对强征封船，反对压迫和剥削；另一方面积极支持中共地下革命活动，支持解放事业，踊跃参加支前运输。
1947年春，闽北游击队一部在林志群、王德标率领下到沙县解决队伍给养问题，劫了敌军一辆军车后，隐于九都山上。恼羞成怒的敌军沿延永公路边布下包围圈，将游击队围困于九都山，并昼夜搜捕。沙溪河上船只也被统一管制，不给游击队渡河的机会。在这种局势下，林志群等人两次偷渡沙溪均没有成功。被困了近半个月后，王德标终于找到一艘闽清船只，约好半夜在洋坊登船。到了约定时间、地点，王德标拍了几下手掌，船只从暗处划来。船工看到是一班武装人员，已经明白几分，感到很吃惊，半紧张半友好地说：“原来是你们啊！”原来，王德标雇船时只说是贩烟叶走私。此时，不远处的一座破纸坊里，二三十个值夜班的保安兵正在围着火炉烤火，万一发出异常声响，很容易就会被发现的。船工自言自语地赞了一句：“你们好大的胆，我真佩服！”遂将船小心翼翼地撑到河对岸，帮助游击队员安全撤离了包围圈。
1948年3月16日，由于叛徒出卖，闽清发生“麟洞惨案”。国民党顽固派闽清当局凭着搜到的闽清地下党名单，四处紧急大搜捕，大批地下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捕。部分及时得到消息的地下党员幸亏得到闽清船工的帮助，得以迅速脱离虎口。如黄世杰搭乘顺江而下的米船到达福州避险。而地下党闽清县委书记刘忠瑶、副书记郑一惠在坂东机智脱险后，从鹫峰岭经二都翻过青洋隔来到渡口闽江边，则由溯江而上的闽清米船将他俩安全送到中共闽淅赣省委驻地南平樟湖坂。可惜的是，后来在“城工部冤案”中他俩竟被错杀。
1947年9月，闽中游击队骨干林得利、刘志德、吴盛端等7人在六都洪厝里黄祥海的土楼里开会，策划秘密前往福州洋头口购买子弹，用于武装游击队。会后，林得利一行由地下交通员、鼠船船工黄德发撑鼠船自六都护送至县城下街码头。游击队员正在南庙下换乘米船时，被敌保安队发觉，双方发生交战。游击队员虽然脱身了，但黄德发却被敌人抓去毒打，并施以灌辣椒水等酷刑。但他一口咬定“撑船只为赚些船费，根本没问客人是何人”。他受尽酷刑，却始终坚贞不屈，为革命保守秘密，表现出闽清船工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
1947年，国民党第七十军将乐留守处在水门码头和桥下码头对闽清米船帮强征封船，蛮横下令几十艘装满大米、黄豆、笋干、香菇、毛边纸等土特产品的米船卸货，改运他们的军用物资前往南平。船工们非常气愤，坚决不卸货，双方对峙。船帮头领刘顺利出面组织发动船工罢工罢运。蛮横残暴的顽固派军方以违抗军令为名，逮捕并残忍杀害了刘顺利。刘顺利牺牲后，广大船工无比愤慨，他们抬着刘顺利的遗体，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强烈声讨军方的暴行。船工的行动得到了将乐广大群众的同情和支持，抗议顽固派军方滥杀无辜的声浪一浪高过一浪。最后迫使顽固派军方取消强征封船，赔偿了经济损失。
1948年3月，各地溃退的国民党军队肆意在南平码头对米船进行封船派差甚至勒索钱财，造成闽江上下游不敢行船，断航半个月，福州粮价也因此上涨。一边是蛮横的持枪溃军，一边是省城面临粮荒，另一边是船民生计受到严重为害。四五百名闽清船工不畏强权，在闽清民船公会理事长刘聿鹏组织下，手持小旗走上山城街头，举行游行抗议，“反对迫害”“反对剥削”“反对封船”的口号响彻山城。在南平中学校长吴其瑞（闽清人）的支持下，游行队伍最后集中中学大礼堂开会，强烈声讨反动当局的压迫和剥削。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反动当局不得不做出妥协。
1948年10月，南平县反动当局以当地粮食紧张为由，派警察连续多日强行拦住所有下行福州的米船达千余艘。欲以平价（即每担一百斤大米6千万元）收购船上的大米，但当时福州米价已经是每担3亿元了，二者相差5倍。如果收购得逞，千余艘米船损失将达一万多亿元以上（约折大米三四千担）。因此，所有米船虽然被迫停船，但船工们都拒绝卸米，抗议强行掠夺，双方对峙半个月之久。闽清民船公会理事长刘聿鹏得到告急，赶来与当局交涉。在内外压力和坚决斗争下，南平县反动当局理屈词穷，不得不放行闽清米船。取得斗争胜利，山城码头鞭炮齐鸣，船工欢呼声轰然，被强行拦滞半个月的闽清船队终于脱离魔掌，浩浩荡荡顺江而下。
1947年，三元莘口“闽清街”闽清船工姚永彬被当地保安队偷袭抓去当壮丁，关在莘口区公所里。消息传开，所有在码头的闽清船工数十人停止行船，手持竹篙，上岸行动。一部分人封锁了往县城送壮丁的路口，防止保安队偷偷从后门将姚永彬送往县城。另一部分人围住区公所，群情激愤的船工放话：放人了，此事就此罢休；否则，与其拼了。区公所慑于船工团结的力量，不得不悻悻地放人了事。因为船工们知道，平时闽清船工是没有派壮丁任务的，所以更加理直气壮。当时莘口闽清船工本着“不惹事，但也不怕事”的原则，遇到反动当局的无端压迫和迫害，总是一呼百应，决不退缩，所以才能在当地站稳脚跟，树立起闽清船工的地位。
1948年5月，反动当局在福州台江帮洲设立“水上乡保”制度，将所有闽江上游船民分为5个保，配以“水上乡长”和“水上保长”，实质上是加强控制、压迫船民的一种制度。“水上乡保”制度设立后，闽江航线船民历史形成的“缓免兵役”政策受到破坏，船民也要摊派“壮丁”任务。水上保长以“壮丁米”之名向数以千计的米船每艘收取40—80斤大米，这将意味着一次就要向船民收取总额达10多万斤的大米，明显是一种敲诈勒索行为。出面反对的闽清民船公会理事长刘聿鹏竟遭到毒打受伤、抓扣关押。此时，闽清旅榕学生、地下党员吴大艇等迅速行动起来，组织群情激愤的旅榕学生和闽清船工千余人，群起交涉，持续数天游行、请愿、罢工，多家报纸连日跟踪报道，形成强大压力。最终迫使当局反过来逮捕打人凶手，承认错误，赔偿损失，最大的胜利是逼迫当局撤了“水上乡保”之设和水上保长之职，解除了强加在船民身上的桎梏。
1947—1948年，曾发生两次闽清船工受迫害死亡事故。一次是建宁县伪警察局警察以捉赌为名，从楼下向楼上船工聚集的人群开枪射击，将无辜闽清船工吴其朝打死，却没有给予妥善处理。二次是1948年6月，在福州帮洲码头，一伙伪警察以捉赌为名，行敲诈之实，于晚上摸黑上船冲击闽清米船。一位刚来的闽清“船尾仔”高正启被追打落水溺亡，警察竟无事般扬长而去，甚至还将前去讨个说法的受害人亲属关押毒打。面对如此重大的人命事件，闽清民船公会理事长刘聿鹏发动闽清船工和旅榕学生游行抗议，宣布闽清米船罢运计划。最终迫使肇事方承认错误，为死者收殓，赔偿损失，还以群众集会游行的方式安葬了死者。
1948—1949年，在闽清县内金沙上演的闽清人民游击队骨干吴大挺、刘鸿钟经常带领小分队，在夜晚来往于普贤村口梅溪支流芝溪两岸，活动于十五都一带。普贤村地下游击队员刘春珍、刘春桃、刘景明、邓三妹、周家玉等先后响应号召，夜渡芝溪前往上演参加武装斗争。期间，这些游击队员来往于芝溪共有10多次，每次5—10人，均由普贤村地下党员黄兰祯联络对岸白汀村鼠船工，取得支持配合，于晚上用鼠船摸黑为游击队员秘密渡河。
1949年4月，在毛主席、朱总司令《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发布后，全国解放形势摧枯拉朽、势如破竹。5月初，中国人民解放军3个轻装师先行进军福建，首先解放了崇安、建阳、建瓯、浦城等闽北诸县。5月中旬，闽江水上交通枢纽、闽北战略要地南平解放。此时，解放福建全省的条件基本成熟，筹粮支前，迎接大部队入闽，成为福建人民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其时，担负解放福建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兵团有15万人之众，随军南下地方干部约1万人，随军民工3千多人，还有骡马近千匹。每日约需消耗粮食40余万斤，柴草60多万斤。在这场轰轰烈烈的支前运动中，数千名闽清船工撑鼠船和米船，义无反顾地投入闽江流域的支前运输，立下汗马功劳。
1949年5月14日，南平甫解放，夏道码头有闽清船工朱品春、朱品元等20多条闽清米船，全部参加为解放军往下游运送粮食弹药的船队，为支援解放福州做准备。其时，水口以下匪情严峻，许多是国民党溃退的兵警为匪，危害严重，故船队首尾各有一条船是运载保护船队的解放军部队。当时护船部队约定：一旦发现匪情，若是白天，打三枪报警；若是夜间，则打一枪。听见报警枪声后，全体船工要隐蔽于船舱内，等过了危险江段，再继续撑船。这次支前任务一直持续到8月中旬福州解放。
1949年7月中旬至8月中旬，中共闽清地方组织和游击队以及人民群众踊跃筹粮支前，迎接和支援南下解放大军。在不到20天时间里，全县共筹集粮食70多万斤和大量的蔬菜、生猪以及柴火、马料等。这些如山的支前物资，除部分在当地直接供应过境大军外，大部分由200多艘闽清鼠船380余名闽清船工组成的支前船队，经梅溪、闽江航道，日夜兼程运到县城或闽侯白沙、甘蔗等地支援正在解放全省的解放大军。闽清县这种卓有成效的筹粮支前工作和独特快速的鼠船运输方式，曾受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八军首长和第二十九军军部的充分肯定与高度赞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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