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闽清船工的奉献与斗争

日军飞机轰炸闽清县城盐仓道码头之一

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大力倡导和全国人民强烈要求下，中华民族建立起了抗日统一战线，全国上下掀起了史无前例、艰苦卓绝的保卫中华民族的正义战争。闽清船工也在这场伟大的斗争中觉醒和奋起，在自己的领域中为抗日救亡做出了独特的贡献与牺牲。

1939年初，中共闽江工委指派地下党员项新（即项南，解放后曾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舒诚到闽清组织战时民教工作队，协助闽清县工委开展民众抗日救亡运动。项新来到闽清后，与时任闽清县国民政府第三科督学的进步人士黄开修取得联系。两人配合默契，将抗日救亡活动开展得轰轰烈烈，有声有色，深受民众欢迎和拥护，但却引起国民党顽固派的恐惧和忌恨。1939年8月，国民党福建省党部密令闽清团管区司令李建邦拘捕战工队队长项新。地下党组织得到内线传来的消息时，情况十分危急。因为其时项新还身处闽清腹地六都，要想离开闽清县境，四周山高路远，且他是一个外地人，假如只身逃离，途中极易暴露。情急中，闽清当地人的黄开修想出了一着险棋：他联系忠诚可靠、技术过硬的船工，要用闽清鼠船运送项新从县城出境。闽清船工不负重托，首开摸黑夜航梅溪的先河，驾鼠船巧绕暗礁浅滩，智闯岗哨关卡，连夜直下县城，从“老虎鼻子底下”悄然送项新离开闽清，为保护革命栋梁之材立下了功勋。

在福州未沦陷之前的1940年，陈仪主政福建时，成立“公沽局”，对粮食实行专卖。粮食公沽开始实行后，各县严禁米粮出境，公沽局成立仅一个月，由于米源枯竭，福州市面米价抬高，百姓生活苦不堪言。米荒未解，又遇日寇入侵。1941年4月21日，福州沦陷。大批福州难民随内迁的政府机关逃到南平、永安等地。一下涌入十多万难民，使得当地原本勉强的粮食供应陡然紧张。很快粮荒蔓延至全省，粮铺纷纷关门，黑市上米珠薪桂。南平、永安、龙岩告急，永定、上杭饿殍载道，南平许多民众只能吃草根树皮度日。

正在重庆任立法委员的刘通，得到福建家乡闹粮荒的消息，心急如焚。他接连给时任国民政府主席的林森写信，告知福建严重缺粮的实情，请求中央赈济委员会发放赈济款，派专员到福建救灾。他并表示自己愿意担任这一项工作。得到批准后，刘通与何公敢、秦望山三位闽籍要员立即动身。他们先飞桂林，而后改乘火车往湖南衡阳，又从衡阳坐汽车至江西泰和（时江西省政府已迁到泰和）。他们需要购买江西的大米，运往福建赈灾。经过疏通，江西省政府同意他们在赣东的光泽（当时属江西省管辖）一带采购粮食，由水路运进福建。刘通等人马上赶到光泽，拿着江西省政府的批文派人到各乡购粮，同时找来闽清船帮代表陈作舟等会商运粮事宜。因为闽江上游富屯溪水急滩险，大船无法行驶，只有船身狭长的闽清鼠船，能够穿滩过濑，转舵自如。可是，闽清鼠船船舱狭小，船上连个座位都安放不下，乘客只能手扒船舷蹲着。为详细了解粮船的运载航行状况，刘通坚持蹲在鼠船上，亲身体验鼠船过滩的情形，在检验闽清鼠船运输的可靠性后，这才放心。刘通掌握了基层第一手情况，向省政府提出使用闽清鼠船运米入闽等具体赈灾实施意见。随着平粜的粮食陆续入闽，粮价迅速下降，人心开始稳定，福建粮荒才得以妥善解决。

福州沦陷后，闽西北成了福建省政府机关以及工厂、学校等企事业单位的疏散地和临时驻地，也是省城福州难民逃亡的避难地。地处山区的闽清县也接纳了自福州撤来的十余所学校和多家名店老厂，以及来自福州等沿海一带的上万名难民。一时间，闽江流域尤其是闽清以上闽江水上交通运输异常繁忙，闽清船工担负着客货运输的主力军，闽清船帮撑持起了抗战期间的闽北水运业务。为突显船工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时由省政府有关当局向闽江航线船工颁发“缓免兵役”证件，配发“水上运输兵”胸牌。即使抗战结束后，这个“缓免兵役”的政策仍被一直沿用。

1943年，作为战时福建省会的永安，由于人口骤增，调粮任务加重，为了保证每月6000余担粮食从清流、宁化、连城、明溪、小陶等地调运永安的任务，省驿运处永安驿运区除组织该航线原有50余艘闽清米船日夜抢运外，又从其他航线调剂三四十艘闽清鼠船支援该航线的支线运输，确保了战时省会永安的粮食供应。

自从日军第一次占领福州后，为阻止日军继续向福建内地纵深入侵，国民政府下令内地公路自行挖毁。因此，福州通往闽西北以及出省的唯一陆路通道“福古瓯公路”遂被破坏。同时，省政府下令民用船只不得开往闽清以下的闽江航线。这样，福州与闽西北的运输线被切断，造成闽西北一带“盐贵如金”，各种民生物资断档。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遂开辟了“闽南——闽清梅溪——闽清溪口——闽江上游”新的物流通道，为福建抗战后方运输食盐等紧缺物资发挥了独特作用。其间，采用人工肩挑办法，将食盐、食糖、龙眼干以及海产品从沿海莆田等地挑经永泰县梧桐乡，再挑到闽清县九都土堡寨“九都盐站”或七都坪街“盐仓”等仓储地。然后用闽清鼠船沿梅溪而下运至闽清溪口，再盘驳到闽清米船溯江而上，运往闽西北各地。而江西及闽西北的大米、香菇、笋干、莲子、土纸等农副产品，也经该线路返运到沿海各地。其时，莆田、永泰、闽清三县有近三千名挑夫从事食盐等物资的长途挑运劳作，千余艘闽清鼠船和米船组成了新航线的运输力量。因此，这条新航线被称为福建抗战大后方的生命运输线，闽清也成了连接闽南、闽西北乃至江西之间重要的交通枢纽和物资集散地。其中闽清的船运业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正因为有了闽清鼠船和米船这种独特的运输工具，使得这条战时特殊运输线畅通无阻，扭转了福建战时后方物资紧缺、社会秩序混乱的局面。也因此，闽江、梅溪沿线闽清船只成了日军飞机狂轰滥炸的重要目标，闽清船工为此遭受巨大损失、付出极大牺牲。据南平文史资料第2辑《抗战时期的闽北》记载：1940年5月17日下午2时30分左右，从闽清口载货上行的闽清船帮一队4艘米船，在南平樟湖坂坂头附近中山角江面遭3架日军飞机袭击，日机先是用机枪扫射，接着投下2枚炸弹。船只被炸中沉没，船主尹阿银当场牺牲，船工张开亮等6人受伤，4 艘米船和船上货物损失殆尽。

据1940年8月8日《福建民报》和《闽清县志》《闽清革命史》以及池园福斗《刘氏凤洋家谱》记载，闽清境内水上运输线曾两度遭日军飞机轰炸：1940年8月7日上午11时左右，从闽江口起飞的3架日军飞机直抵闽清县城上空，低空盘旋找准目标后，向盐仓道码头和玄帝楼码头（又称第一码头）先后投下6枚炸弹，炸毁停泊在码头的米船数十艘，船工牺牲19人，多人受伤。1942年4月20日（农历三月初六）中午，又是3架日军飞机飞抵闽清县城上空，在县城梅溪校场坂码头一次性投下6枚炸弹，炸毁鼠船十多艘，船工牺牲17人，受伤多人。

池园镇福斗村鼠船船工刘衡忠和其弟刘权忠就是在1942年4月20日（农历三月初六）中午这次轰炸中双双牺牲的，他们刘家族谱中清楚地记着日军的这一笔滔天罪行。

在“抗日救亡”的异常时期，闽清船运界表现出同仇敌忾、勇于奉献的极大热忱，不仅在交通运输方面做了突出贡献和巨大牺牲，而且在社会事业、基础建设方面也有许多不凡表现。如《邵武文史资料》《邵武交通志》所载“闽清船帮捐建邵武东门浮桥”的历史：抗日战争时期，邵武成为闽浙两省大后方，两地迁来众多机关、学校以及居民，甚至一批批的抗战伤兵也转移到这里疗养。因此，邵城人口激增，旅客来往频繁。但新设在东门的汽车站与城里的交通被富屯溪阻隔，两岸通行只靠渡船摆渡，渡船载客有限，又不夜渡，民众行旅极为不便。社会各界呼吁建造东门浮桥的呼声日盛，然因当局缺乏资金而久久搁置。1939年初夏，福建省主席陈仪、国民党福建省党部主任陈肇英率抗敌剧团莅邵慰问抗战伤兵。从东门车站过渡入城时，因船小人多，船身摇荡，乘者惊心。陈仪当即面嘱县长张灿：即速建造浮桥，以便行旅。县长实告：欲造浮桥已久，奈因地方财力困难，无法筹集此笔巨款，请求省府拨补资金。然省府财政亦十分拮据，只好责令邵武县拟出计划，报备省府批准执行。后经测算，修桥需要5000块银元，这在当时可算是一笔巨款了。几经考虑，县长决定向在邵武的闽清船帮和米商劝募。适逢闽清船帮首领黄一飞（福建省参议员）、黄章五（前卢部团长）在邵武采购白米几万担，分装200多艘米船，正泊港等水开航。经县长张灿出面磋商，闽清船帮米商竟在几天内即募集5000块银元，使建造邵武东门浮桥的专项善款迎刃而解。是年端午节后即行开工，三个月后的中秋节前按时竣工。其间，在筹备邵武浮桥所用大铁链时，闽清船工又帮了大忙。是时，恰好将乐县境内富屯溪边闲置着一条不用的浮桥铁链，往来于富屯溪的闽清船工及时将此信息告知邵武方面。后经省府商得将乐方面同意，又是闽清船帮将大铁链从将乐运抵邵武东门。既利用了旧物，又节省了资金，闽清船工再立一功。闽清船帮米商在当时形势下捐建邵武东门浮桥，实际上也是为抗战做出一份积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