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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发现档案
2017年6月，闽清县政协文史资料《闽清鼠船和米船》采编工作启动以来，走访了县内和闽西北众多年届耄耋的老船工。话题打开，渐次深入，他们将沉淀于心底几十年的撑船历史再次翻动，许多珍贵的史料和鲜为人知的故事，就这样不时地抖落出来。由于各人的经历迥异，故事也多有差别。但有一点却意外地相同，就是他们都会有意无意地念叨着一个人——聿鹏师（这里的“师”，师傅之意，闽清话读“沙”）。细问之下，原来指的是当年担任闽清民船商业同业公会理事长的刘聿鹏。而且他们都会或多或少地说出一些有关聿鹏师与闽清船运业的传奇故事。尽管这些故事是零碎的，甚至时间也是模糊的。但从老船工诉说的口吻中，从那青睐的眼神里，采编组感受到了他们几乎是将聿鹏师看作船工的保护神——哪怕经过几十年的岁月，也磨不掉他们的印象和念想。
这种特别的现象，引起了采编组的高度关注。对刘聿鹏担任闽清民船商业同业公会理事长的那段历史进行调查、挖掘，自然成了一项必定的课题。鉴于老船工提供的多是口头资料，要想进一步印证，就必须搜寻文字资料。为此，采编组进省城、跑机关、查档案，几经曲折，终于找到一叠相关的老档案。这些发黄变脆甚至还散发着霉味的故纸堆，包含了数以百计各方人士手写的潦草、褪色难辨的蝇头小字，且容量有数十万言之巨。更甚者，书写人角度各异，内容褒贬不一。面对重关深锁，别无捷径可循，唯有借助放大镜，俯首辨认详略，动手笔记精要，反复比对，去伪存真。经数月反复翻阅，赓两周日夜攻关，再一周七易其稿。用沙里淘金之法，以碎片修复之术，终于复原出“聿鹏师与闽清民船业”的一段大略的历史。初稿发表后，社会反响大。又得其后裔自国外传回珍贵资料，故又第八次修改稿件。今再发表，以飨读者，以馈船工。
二、行伍出身
刘聿鹏，又名刘永流，曾用名程远，昵称“聿鹏师”。闽清县十五都（今属池园镇）福斗村人。解放前后，曾在设立于福州“闽清会馆”的“闽清民船商业同业公会”和“闽清旅榕同乡会”任职，后还当选为闽清县政协常委、副主席。
刘聿鹏出生于1914年农历九月初三。童年时期念过小学，先后当过碗厂、饼店学徒。青年时期当过兵，曾在福州、南平、建宁一带任水上警察。1939—1946年先后在龙岩、长汀、福州、沙县、闽侯、集美、连城、仙游、永安等地任学校军训教官。他在闽江沿线任水上警察期间，多巡逻于福州至水口航线，与闽清船民有过较多的接触，对船民的艰辛劳动和生存状况比较了解，富有同情心和正义感，深得船工赞赏。同时，其辗转省内各地任职的阅历，扩展了视野，练就其较强的对外交往交际能力。
三、略施才干
1947—1949年，刘聿鹏被“闽清民船商业同业公会”推选为副理事长、理事长（兼该会福州办事处主任），以及“闽清旅榕同乡会”常务理事、理事长，常住福州南台“闽清会馆”。期间，他经常前往闽江上游各县“闽清民船商业同业公会”所设办事处了解船运情况、协助处理船运纠纷。船运纠纷有内外之分。外部纠纷多是各个船帮之间的一些摩擦，如不及时调解，势必造成双方斗殴,甚至伤及人命。对此，刘聿鹏每每接到船工的告急，即以最快速度赶到现场，以其广泛的人缘与超人的智慧斡旋于各方之间，最终多“化干戈为玉帛”。内部纠纷多是协调船主与米商、船主与船工之间的矛盾。当时纸币贬值快，如在上游时说好每百斤大米运费是若干元，可是当船到福州时，这点钱已经贬值得没什么用了。船工的工钱同样也是这个问题。因此，双方各执一词，僵持不下。对此，刘聿鹏以公会名义出面协调，最后达成“以大米实物抵算运费或工钱”的计费方法，被广泛沿用。较好地协调各方关系，保护了船民和船工的利益。
四、南平救急
1948年3月，各地溃退的国民党军队肆意在南平码头对米船进行封船派差或勒索，造成闽江上下游不敢行船，断航半个月，福州粮价也因此上升。一边是持枪蛮横的溃军，一边是省城面临粮荒，另一边是为害船民生计。面对这个棘手问题，刘聿鹏不畏艰难，亲自来到南平，组织四五百名闽清船工上街游行请愿，游行队伍手持小旗，“反对迫害”“反对剥削”“反对封船”的口号响彻山城。在南平中学校长吴其瑞（闽清人）的支持下，游行队伍最后集中中学大礼堂开会，声讨反动当局的压迫和剥削。迫于压力，南平当局与刘聿鹏协商出一个办法：军方需征用民船，须经南平县政府统一安排，并给派差船合理的工钱；其费用由闽清民船商业同业公会派驻“南平办事处”从上下行船只中每次收取3斤大米来解决；此外，当地“南平民船公会”不能再向过往船只收米，即取消过去的一切收费。这实际上反而减轻了民船的负担。可是，该办法只执行到4月中旬，“南平民船公会”勾结南平地方法院，以“莫须有”的罪名将闽清民船商业同业公会“南平办事处”工作人员刘向达、钱孔庸逮捕关押。刘聿鹏闻讯，立即通过萨镇冰敦请其曾孙萨本勋律师前往南平，了解案情，为之辩护与交涉，终获释放。
1948年10月，南平县当局又以当地粮食紧张为由，派警察强行拦住下行福州的米船千余艘，欲以平价（每担即一百斤大米6千万元）收购船上的大米。但当时福州米价已经是每担3亿元了，二者相差5倍。如果收购得逞，千余艘船损失将达一万多亿元以上（约折大米三四千担）。因此，所有米船虽被迫停船，但都拒绝卸米。刘聿鹏得到告急，先是找到时任省参议长丁超五（开明人士，对闽清船运业了解和支持）开具介绍函，再去找省府秘书长，条陈利害关系，请求电函南平方面放行米船，以免断掉福州米市供应链。尔后刘聿鹏立即赶赴南平，与姚慈仁县长进行反复交涉，但仍不同意。于是，刘聿鹏只好巧借南平县政府电话机接通省城的丁超五议长，直接找姚县长交涉，这才勉强同意放行。刘聿鹏恐其反悔生变，亲自到江边码头，指挥所有米船连夜离开南平，并嘱咐船工要驶往夏道以下才能泊夜。顿时，山城码头鞭炮轰然，千余艘米船在船工欢呼声中浩浩荡荡顺流而下。
五、广交仁人
他还十分注意联络联系闽清旅榕的能人志士和省城的上层开明人士以及新闻记者，为开拓闽清船运业局面和维护船民正当权益打下基础。如萨镇冰、丁超五、汪复培、李健邦及乡贤许显时、许敬功、刘我谋等，还有许多是共产党地下工作者，如1947—1949年常住在“闽清会馆”的黄开修、杜良（黄世杰）、黄际信、张琴松等，闽清在榕进步学生吴大艇、刘鸿钟、张达略、刘汝为、章际翔、许世桐、黄笃志、吴大新、鄢广文等（其中大多是秘密地下党员，闽清会馆实际成为城工部闽清地下党组织及“闽清民船地下工会”的活动基地）。刘聿鹏曾联手在榕学生和闽清船工多次集中游行或请愿，反对统治当局对船工的种种压迫，并屡屡取得胜利。解放后，吴大艇、刘鸿钟、张达略公正评价：当时刘聿鹏的行动虽然与共产党没有直接联系，但事实上对福州的解放事业起了推动和促进作用。
刘聿鹏与当时的军政界元老萨镇冰（后被称为晚清、北洋政府、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四朝元老”，曾任海军司令和民国时期的福建省省长等要职）的关系最为突出。他经常邀请德高望重、一贯关心闽江船运业的萨老（时年近九旬，赋闲养老）到“闽清会馆”作客，为闽清船运业当顾问，无形中提升了会馆和公会的影响力。刘聿鹏曾邀请萨老乘坐闽清米船和鼠船，沿闽江、溯梅溪、莅池园，考察船运情况和船民生活。由于两者的关系十分密切，外界一度传扬他俩是“干亲”之谊。刘聿鹏在征得萨老同意后，别出心裁地将他与萨老的合影照片大量冲洗，分发给船工悬挂于船中,以提高闽清船帮地位，对沿江土豪劣绅、地痞流氓起威慑作用。
1949年5月，国民党溃兵云集福州，到处拉夫封船，闽江航线兵灾匪患日益严峻。刘聿鹏仿照萨镇冰等组织“福州市民防护团”的做法，计划成立“闽清船民护卫团”，每艘米船配备二三名船工民兵，以应对兵灾匪患。此事得到国民党福建联勤休养总队少将总队长刘庆清（闽清人，时住闽清会馆，后率队起义）的支持，从其处借来军装（由军需主任刘积淮经手）和教官（一个分队长、两个班长），组织青年船工在“闽清会馆”前的操场进行军事训练。后来，虽然因故半途而废，但可见其为保护船民利益的良苦用心。同年，池园人吴祖义在洪山桥桐口被国民党军队抓去当挑夫。刘聿鹏接到报告，商请联勤总队长刘庆清予以帮助，遂从该部开了一张介绍函，刘聿鹏假以该部“指导员”的身份，亲自前往交涉，以吴祖义是为联勤总队服务的船工之名保释回来。又有一次，闽清驻万侯街米商船民黄榕声、黄家妹从闽北采购的一批大米运回福州台江码头时，被当局以“违反军粮运输”为由，无端查封。不知内情的米商与暗箱操作的官方任凭怎么解说，均无济于事。刘聿鹏为了米商船民的利益，四处奔走，最终通过与其有交往的伪省军管区司令部参谋长汪复培出面斡旋，才得以妥善处理。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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