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历史文物散发出恒久的魅力

文物是精神标识，是国家名片。每一件文物，都凝结着历史的烙印、跳动着文化的脉搏；每一件文物，都维系着民族的精神，凝聚着百姓的关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沧桑巨变，中国文物事业也走过了不平凡的发展历程。6月13日，本报记者与县委党史研究室主任黎义晖一起采访了长期从事文物保护工作的县博物馆馆长林跃先，听其讲述了闽清文物事业的发展变化。

林跃先，闽清金沙溪头村人，1959年出生于罗源县，1972年回到闽清，1977年高中毕业后上山下乡到桔林乡宝湖大队当知青。1979年到1982年在部队服役；1982年退伍后在县文化馆工作，1986年从事文物保护工作，2000年起任县博物馆馆长至今。

我从接手县文物保护工作以来已20多年。20多年来，我深切地感受到，伴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党和政府对文物保护工作越来越重视，中国文物事业在这条改革、开放、发展的大道上稳步前行，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喜人局面。我县的文保事业也取得了长足发展和进步。沉睡于古老梅邑大地上的一大批文物古迹也从历史长河中逐渐苏醒过来，走向社会，走近百姓，诉说着闽清悠久厚重的文明历史。

人员经费空前加强

20多年前，我县经济发展还相对落后，文物保护工作更是刚起步，人员少（编制两个，而前期实际上长期只有我一个人），经费少，工作千头万绪。我并非科班出身，走上文物保护工作岗位也是机缘巧合。1982年，我从部队退伍回到地方，在县文化馆从事群文工作。1986年福州市文物普查工作队来闽清开展史前（商周时期）文物普查，由于人员少，时间紧，领导临时抽调我去参加普查。普查分作几组，我所在的普查组组长是时任福州市文管会文物科科长的郑国珍（后为省文物局局长、现任中国文物学会副会长），他学识渊博、业务精通。虽然只有短短的七天时间，但在与专家的共事中学到不少文物知识，也采集到了许多商周时期的陶片标本，得到了专家的充分肯定。从此，我对文物保护工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他的力荐下我由此走上了文博事业的道路。

当时，县博物馆还没有成立，没有正式的办公场所，只是临时借用在县文庙内办公，也没有专门的文物保护经费，社会各界对文物保护的意识还十分淡薄，我县文物事业基础十分薄弱。但随着改革开放深入和社会经济的发展，文物保护事业越来越显得重要，县委县政府也高度重视，加大了我县文物保护工作的力度。2011年，我县投入巨资建设三馆，其中县博物馆面积达2000平方米，不仅有专门的办公场所，还开辟了“宋元陶瓷印记” 、“当代陶瓷典藏”反映闽清陶瓷发展历史的专题陈列展览。同时积极配合县委县政府中心工作，每年至少要举办6期以上的临时性展览。近年来，我县的文博工作也得到上级文物主管部门的多方支持。去年，县委常委扩大会议还专题研究了我县的文物保护工作，解决了文物部门的人员编制、经费等问题。会议研究决定，县博物馆人员编制在原来4名的基础上增加1人，同时增设事业编制的文物保护机构——闽清县文物保护中心，定编5人；在县科技文体局增设文物科，定编1人；另外还招收劳务派遣人员4名，担任博物馆的讲解工作。这样的人员配备不仅壮大了我县文博工作的队伍，更夯实文物保护的基础。会议还就文物保护维修经费由2013、2014年县财政每年安排预算50万元增加到200万元。另外还有每年100万元的文物征集费用，如果有抢救性、应急性的工作还可向县财政再申请。至此，我县文物事业的人员力量、经费、陈列展览办公条件都得到空前加强。

把闽清文物家底摸个清楚

做好文物保护工作，首先要从摸清家底开始。第二次文物普查中，在对我县商周文物普查的基础上，我独立完成了《中国文物地图集·福建册·闽清分卷》的编写工作。在全国第三次不可移动文物普查期间，我担任普查队长，更是不遗余力。虽然人员少、经费少，但我们克服困难，因陋就简，顶烈日、冒严寒，翻山越岭，走村串户，走访群众，努力做到不漏掉一个文物点，不管路途多遥远多艰难，只要听说有文物，都毫不犹豫地前往调查。在梅溪镇马洋村普查时，当听村民说在一山坳中好像有一座古桥时，我们立刻前往，翻过一座大山再到山脚，深一脚浅一脚地下行到深谷，终于在林密草茂的深谷中发现了一座宋代古桥。待做完拍照、测量、画图等调查工作后返回山顶时，全身的衣服被汗水湿透了，腿脚在颤抖，脸和手均被茅草划破流血，这一来回就是4个多小时。像这样的出行还有很多。在这次普查中发现的近100座古桥，大部分处在地势险要的地方，且都淹没在荒蒿茅草中，为了能得到准确的数据和良好的拍照效果，我们都随身带着砍刀进行清除杂草杂树。

两年的实地调查工作中，我们跑遍了全县271个行政村，20个社区，近900个自然村。普查期间，白天在完成田野调查、记录、拍照等工作后，晚上还要及时地整理照片，查阅文献资料和文字编撰、绘制建筑平面图、资料入录电脑等，常常工作到深夜。当时我女儿正在上大学，学的是建筑，会CAD制图，我就让她义务帮忙制图。工作虽然艰辛，但收获很大，通过努力，我们共调查登录了合龙桥、东筹寨、三县碑等不可移动文物600多处，拍摄照片1万多幅，录入文字约30多万字，终于把闽清文物的家底摸个清楚。我县的普查工作在全市名列前茅，也获得省文物局的表彰。此外，在进行 “涉台文物”专题调查中，通过我们的努力工作，我县的“黄开绳祖居”、“宏琳厝”等14处文物点被收入国家“涉台文物”项目库。因为普查工作成效突出，同时长期立足基层从事文博工作，我个人有幸被评为全国文物普查实地调查阶段突出贡献奖和全国文物系统先进工作者，在人民大会堂接受表彰。这不仅是对我工作的肯定，更是对我县文博事业的肯定。

一批文物引起广泛关注

这些年，经过调查摸底和逐级申报，目前我县共有文物保护单位22个，其中省级7处，县级15处，今年计划再公布20处县级文保单位。一批文物古迹逐渐被世人所认识，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关注。其中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省璜合龙桥极具特色，这种三四结构的樌木廊桥存世的很少，其桥拱与《清明上河图》中的汴水虹桥接近，具有很高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

闽清的古窑遗址更是越来越被业界重视。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古陶瓷协会会长、厦门大学教授叶文程来梅考察后，东桥义窑逐渐被外界知道。我在接手后对此十分感兴趣，曾经无数次前往调查，也采集了很多瓷器标本。想起当时因条件限制，从遗址上采集的标本只能用编织袋一袋一袋地装，再用肩膀一袋一袋地扛至公路，坐班车运回馆里。经过两年多的专题调查，基本理清了我县宋元窑址这一时期遗址的分布、瓷器烧制特点、工艺以及外销等方面的情况，撰写了10多万字的文字资料。此前叶教授在考察后曾认为义窑时间跨度上限应当在南宋，理由是随着南宋时期泉州港的兴起，才带动了陶瓷业的发展。我经过考察后认为上限应在北宋中期，理由是在窑址上采集的标本中有北宋的铭文，经过与叶教授等省内外古陶瓷研究专家的沟通得到认可。因此，将闽清烧造青白瓷的历史由南宋创烧的推断向前推至北宋。由于元代朝廷实行海禁政策，产品外销阻滞，导致生产停止。闽清青白瓷生产自北宋中期至元末，时间跨度应在400年左右。

之后，义窑引起了更多专家的关注，故宫博物院专家、江西考古研究所专家、广州大学教授以及省市古陶瓷专家等都先后来考察过。这其中也与近年的古沉船打捞有很大关系。可以说，目前国内外打捞出的宋元时期沉船中，必定有闽清窑的产品。如西沙“华光礁1号沉船”打捞出的2万多件瓷器中有1万多件是来自闽清的；“南海1号沉船”上出水的瓷器许多来自江西景德镇窑、浙江龙泉窑等国内著名窑口，而闽清窑的产品也占据了相当多的数量。上世纪80年代在菲律宾打捞的沉船中的瓷器最终也被认定是闽清窑的产品。在邻国日本也出土了许多闽清义窑的瓷器。前几年，在上海青龙镇千年古港考古发掘中出土的数量庞大的陶瓷三分之二为福建产的，福建产中的三分之二又是闽清的。目前已发现有闽清古陶瓷产品的最远处是非洲肯尼亚。这些足以说明闽清当时陶瓷产品产量之大，销路之远。目前我省正在开展“海上丝绸之路”的世界文化遗产申报工作，我县的古窑址也是一个重要的申报内容。

文物修缮修旧如旧

改革开放前，由于生活水平低下，人们温饱问题尚未解决，更无暇顾及文物了，人们也没有保护文物的意识。在上世纪80年代之前，我县文物保护工作几乎是个空白。早年的城关文庙破烂不堪，还被县竹木器加工厂辟为生产车间。梅溪镇樟洋村的文昌宫几乎要倒塌了，省璜的娘寨内部建筑毁坏严重，其他还有许多文物也都不同程度损坏，可以说全县文物生存状况令人十分担忧。80年代之后，国家以及省市县各级都十分重视文物保护工作，逐步加大文物保护和修缮力度。文庙、文昌宫、娘寨、坂东芝田宫、省璜合龙桥等一批文物逐步得到修复。十分有特色的山村古堡娘寨从90年代开始先后进行了三次维修，目前第三期维修工程刚刚完工通过验收，基本恢复娘寨原貌。2016年梅溪流域特大洪灾后，又有一批文物遭受重大损失，但在各级党委政府的重视以及民间爱心力量的支持下，迅速开展修复工作。其中全国最大古民居宏琳厝遭受重创最令人心痛。那年7月11日，灾区道路刚打通我就立即赶往现场调查，第一时间掌握受灾情况并向上级汇报，第二天省市相关部门也派出专家深入灾区查看灾情，研究修复工作。县委县政府立即先拨款30万进行清淤，并列入救灾项目。社会各界知道后也纷纷献计献策，闽清乡贤企业家黄其森的泰禾集团捐资5000万元用于修复。经过专家推荐并评选，最终由3家高水平的专业团队来进行修复，目前进展顺利，修复效果很好。

在文物保护修复中，民间力量也开始参与进来，这是可喜的现象。但如果没有及时给予指导，在修复过程中可能造成建设性的破坏，如坂东朱厝汉闽越王庙被洪水冲毁，仅存残垣断基，村民原计划以钢筋混凝土构筑仿古庙宇。后在我们的引领、指导下，采用传统材料和传统工艺，使其恢复了原貌。位于坂东镇坂西村的学龙厝，同样受灾，建筑损坏严重，通过文物部门指导，政府适当补助引导，民间集资的办法来修复，效果很好，做到了修旧如旧，得到了市里文物专家的肯定，他们称这是“民居修复的典范”。随后，闽清民居修复的作法就在全市进行推广。

考古发掘重大突破

在城镇化的进程中，一些文物可能有意或无意地遭到破坏，这是我们最担心的。因此，在近年的重大工程建设中，我们都紧紧盯住，一旦发现文物遗迹，我们就会联合省市专家开展抢救式发掘。之前，我县考古发掘是一片空白，这些年也取得了突破，重大的考古发掘就有三次。第一次是福建省考古所主持的京福高铁工程之“大箬窑址”考古发掘，发掘了三条宋代青白瓷古窑遗址。第二次是在京台高速公路建设时，在东桥南坑村南木墩（汉业山）开展史前考古发掘，出土了一批距今3000——4000多年的商周时期陶器、石器，其中还有象征权力的石钺；第三次是东桥义窑、下窑岗、龙窑遗址的考古发掘。三次考古发掘取得了丰硕成果，既丰富了我县的馆藏文物，又对展示展览提供了可靠的实物，同时也把闽清的人类活动历史往前推了2000多年。其中南木墩考古发掘当年还被评为全国考古重大发现之一。

文保宣传深入人心

因为群众文物知识的缺乏和文物保护意识的淡泊，民间一些文物破坏的事屡有发生，这也是我们最不愿意看到的。因此，我们始终把学习、宣传、贯彻文物保护法放在日常工作的重要位置。近几年，我们经常深入基层、乡村进行文物保护法的宣传，绘制、印制文物保护宣传专刊，制作宣传展板，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向人们宣传，也收到了较好的效果。在博物馆实行免费开放以来，我们认真选题，精心策划版面陈列的设计，努力做好专题陈列展览和临时性展览，向公众实行免费开放。在每年的“国际博物馆日”、“中国文化遗产日”都开展“文化遗产”宣传进校园、进社区活动，拓宽普及范围，提升宣传效果。在做好宣传教育的同时，还加强文物安全的宣传防患工作，经常性地对全县的文物保护单位进行安全检查，尤其是节假日从不放松，做到发现问题及时整改，力争把安全隐患消灭在萌芽中，确保文物的安全。多年来，我县文物保护单位实现了无安全事故。

这些年，我通过考古发掘和文物保护工作实践，获得了许多第一手闽清文史资料，也进行了编辑撰写，先后在《福建文博》《中国文物报》《福建文化报》《福州晚报》《梅城报》等报刊发表论文80余篇，还编辑出版了《梅邑访古》《闽清文物史迹》《闽清古厝》《闽清古代桥梁》《闽清文物遗珍》等丛书。

总的来说，改革开放以来，在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下，我们的文物事业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我们倍感欣慰。今天的文物事业，已经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要深入挖掘和创新阐释文物资源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治国智慧，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传承文物价值，展现文化魅力，延续中华文脉。要让文物活起来，让文物散发出恒久的魅力，谱写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与文物保护、文明传承交相辉映的美好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