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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正值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为深度挖掘闽清县在改革开放历程中取得的成就，中共闽清县委党史研究室、闽清县新闻中心联合举办“闽清改革开放40年口述史料”征编活动，组织采访闽清改革开放的亲历者、见证者，记录改革开放以来，闽清的重大成果和特色事例。本报推出“我与改革开放同行”专栏，将采访内容整理后与读者分享。
3月27日，本报记者与闽清县委党史研究室主任黎义晖、原主任吴必銮一起，对原闽清县政协副主席、原闽清县第二化工厂厂长林国辉进行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口述历史采访。林国辉于1970年以一个普通工人的身份进入闽清二化，之后于1975年又以工农兵学员身份进入福州大学化工系学习，1978年毕业后，又回到闽清二化，先后担任技术员、车间主任、供销股长、办公室主任、二化厂长。1989年时，参加了闽清县进机关考试，成为一名党政机关国家干部，先后担任过闽清县职工教育委员会办公室负责人、监察局副局长、工商联主委、政协经建科科长、副主席，于2012年退休。林国辉的工作生活历程，特别是在闽清二化的经历，不仅仅是其个人成长的历程，也是所有闽清人在改革开放前后艰苦创业、开拓创新的缩影。
在27日下午的采访过程中，林国辉讲述了其作为回乡青年参与闽清二化的创建，从海带中提碘，在闽清二化经营不善的情况下，攻艰克难、扭亏为盈等情况，对自己在闽清二化18年的工作历程和在闽清县机关工作的情况进行了翔实的回顾。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以前，碘作为国防、医药等依赖的重要原料，非常缺乏，因为国内制造工艺落后，当时完全依靠进口。为了解决国内碘缺乏的问题，中国海洋研究所在1965年研制出从海带中提取碘的新工艺。1970年前后，国家在全国范围内陆续兴建了三十几家制碘企业，福建省有五、六家。当时的闽侯专区革委会为了支持闽清发展，把建设制碘厂的机会给了闽清，这在当时不仅仅是一个项目，也是助力闽清发展的一个大好机遇。
1970年7月开始筹备闽清制碘工厂（当时叫闽清县第二化工厂，第一化工厂是位于云龙潭口的合成氨厂），由当时的福建师大教授、福州市科协主席甘景镐和讲师林权设计。甘景镐教授是在上山下乡的热潮中被下放到闽清金沙工作的，对闽清二化的规划、设计及建设都付出了很多心血。同年8月，作为一名闽清一中67届初中毕业的回乡知识青年（也称“老三届”），我来到闽清二化当了一名普通工人，参与了工厂的动工建设。起初，闽清二化是一片荒草地，只有几座民房，我和工人们一起挖土方、拉板车、搬砖头、平整场地，与坂东建筑社（后为县三建公司）一起建起了一座座车间。期间，我还在闽清水力发电设备厂培训了45天，学习钳工、焊工、刨工、冷作工等技术，并参加了管道、设备的安装，投产后作为一名机修工人，又投入到保证工厂的正常生产中。时年我只有20岁，作为回乡青年，我觉得自己是很幸运的，可以到工厂当一名工人，从吃农民“口粮”到转变为吃“皇粮”，这是我人生的第一次转折，从农民到工人的转折。
闽清第二化工厂在建设之初，是打算生产三种产品：碘、海藻酸钠、甘露醇。由于技术等原因，后来只生产碘和海藻酸钠。1971年时，二化就从海带中提取出了碘。根据科研数据，海带中的含碘量仅有千分之几，这在南北方也是有差别的，南方的海带偏薄，含碘量只有千分之一二，北方的海带稍厚，含碘量可达到千分之三。因为产量很低，一吨海带只能提取一两公斤的碘，5吨多海带才提取1吨海藻酸钠。虽然产量微薄，但当时我们的干劲都是鼓鼓的，因为这是改革开放之前国家实现自主创新的积极实践，它打破了国外的垄断局面，缓解了国防工业原料的供应，解决了闽清县100多人的就业，为国家建设做出了贡献，为闽清发展出了一份力，这是无上光荣的事情。
1970年底，国家恢复大学招生，从工人、农民、解放军中选拔优秀人员上学。1975年时，恰有招生名额到厂，怀着强烈的求知欲望，我以工农兵学员的身份被推荐前往福州大学化学化工系化工机械专业学习，而且是带薪上学，这是我人生的第二次转折，从工人到干部的转折。1978年毕业时被分配到莆田地区，因为我深感自己是闽清二化培养出来的，是领导和同事的推荐自己才有了上大学的机会，毕业后更应该回到家乡，继续为闽清二化服务，再加上家中还有祖母需要奉养，所以我义无反顾地又回到了闽清二化。之后七、八年时间，我先后担任闽清二化技术员、车间主任、供销股长、办公室主任，伴随着时间的脚步，见证了闽清二化从无到有、从微弱到发展壮大的每一步历程。
进入八十年代，随着改革开放开始，逐步由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闽清二化作为特定时期需要发挥的特定作用正在日渐式微，再加上国家对制碘企业逐年减少补贴，产品销售不佳，成本居高不下，闽清二化连年亏损，背负了巨额外债和严重潜亏。在这个严峻形势的背景下，许多老干部不愿到亏损厂担任厂长，当时福州市铅笔厂龚雄等在内的福建55位企业厂长（经理）向省委提出了“松绑放权”的呼吁，国家政策也提出可在亏损企业实施民主推选厂长。在这个政策背景下，1985年3月，经过职工民主推荐和选举，我临危受命，成为了闽清二化新一任厂长，也是最后一任，大家都戏称我是“二化的末代皇帝”，那一年我刚好35岁，4位班子成员平均年龄仅36岁。
面对这么大的账面亏损，如何扭转亏损局面成为了我当厂长后日思夜想、最关心关切的问题。首先我想到了打开产品销路、提升产品质量，这是一个企业成功与否最核心的因素。新班子年龄轻，干劲足，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团结全厂职工，研究制定了工资、出差经费与个人收入挂钩的销售政策，出台了提高产品质量和效率的管理制度，拓展国内、国际两大销售渠道，以销定产。到1987年底，仅两年多企业就一举扭亏为盈。1987年，二化生产的“精碘”产品参加全国制碘行业质量评选，被评为第一名，授予农业部银质产品，这是全县获得的第一个“部优产品”称号。
同时，我也明白“独木难成林”的道理，在提升产品质量的同时积极为工厂寻求新合作伙伴。经省政府立项，我们多方筹集320万元资金，与福州抗生素厂合作建成了一条畜用金霉素和庆大霉素生产线，福州抗生素厂负责技术方面，我们出资金、工人，年产值达到了100多万元，在80年代也算盈利大厂了。1988年，闽清二化与闽清味精厂合并成闽清生化总厂，我这个二化厂长也走到了尽头，却也是我另一段人生的开始。
1989年县里组织进机关干部公开招考，我也报名参加考试。经过笔试、面试，我考进了县经济委员会，这是我人生的第三次转折——从企业干部到国家公务员的转折。后来，先后担任过闽清县职工教育委员会办公室负责人、监察局副局长、工商联主委、政协经济建设科科长、副主席，于2012年退休。
回顾我一生的工作历程，闽清二化十八年的工作经历是我一生最宝贵的财富。二化从筹建到最后被合并，我都是亲身经历者、见证者。可以说，我是与二化一起成长的，我把一生中最美好的青春都献给了二化。如今，改革开放已四十年了，闽清与全国各地一样，各类个体私营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崛地而起，在闽清遍地开花，现在全县的社会经济发展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回想起来，这其中有很多问题是值得今人思考的。从客观上来说，闽清当时是不适合建设制碘厂的，因为制碘需要大量的海带和盐酸、硫酸等化工原料，而闽清又远离海边，这就为运输带来很大障碍。虽然当时克服了运输难题，但也对长期发展产生了影响。从体制上来说，七八十年代正值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发展的过渡时期，二化作为国企，体制逐渐僵化，机构、人员过于臃肿，管理也日渐滞后，在市场经济崭露头角的背景下想要生存，不改革不转变是不行的。
现在二化已拍卖建成理想湾住宅小区，永远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我们必须承认，当初二化对全县的经济贡献是可观的，培养的许多干部、技术员亦成为今天许多个体私营企业的带头人（如原二化供销股长谢兆灿后来成为沙县三联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连任十年）。应当说，以二化、一化、造纸厂、电瓷厂等为代表的闽清国营企业在改革开放初期对闽清经济社会的发展以及对其后的全县和周边县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特殊贡献，是功不可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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